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李津逵：朋友們，下午好！在這樣一個場合和大家交流這個問題，我覺得真的是有一種歷史感。大衛先生參與過世博會的前期設計，我本人也參與國中國國家館的前期策劃。當我參加過幾次會議之后，我感覺我的認識水平不足以給出一個叫做城市發展中的城市智慧。而且我發現就我們這個民族而言，我們這100多年來，對于中國的城市，對于中國的城市化、對于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中國城市的新生、復興、萌芽、發展實際上缺少一個系統的梳理。所以，正如大衛·格林伯格先生說走到中國的國家館看到的是歷史的畫卷，而不是當代的畫卷?？吹绞且恍┞掏毯莒o悄悄的生活，而不是這種像紅塵滾滾、潮流滾滾不可阻擋的城市化大潮。
美國華人歷史學家唐德鋼先生說，中國歷史上一共發生了兩次大的社會轉折。第一次就是秦漢年間，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時間。第二次是從1840年開始的這一次偉大的社會轉型，到什么時候能夠終結呢，他希望在2040年，他說當200年當中中國大轉型完成的時候，我們的中華民族之船在長江上就闖過了三峽，后面就可以享受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風平浪靜。如果從這樣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城市化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走到今天的。我們從今天走到什么程度呢，走到了一個城市化最關鍵的時刻，就是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階段。
為什么叫兩次呢？因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把城市化打斷了，從1978年又重新開始，所以我的題目叫：跨越百年的兩次城市化，它實質是跨越兩百年的一次城市化。
第一次的城市化發生在1840—1937年，從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期間：侵略戰爭—不平等條約—約開口岸—被動加入世界貿易 、洋務運動—近代工業—沿海沿江新興城市的城市化；從甲午戰爭至抗日戰爭期間：侵略戰爭—不平等條約—約開口岸、外資修路設廠開礦—被動加入全球化、清末新政自開商埠—辛亥北伐—黃金十年的城市化；
第二次就是從1978年，農村改革、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沿海對外開放、入世—世界工廠—兩億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城市化
今天我們在上海開世博，這時因為從1860年開始上海就已經是中國經濟上排名第一的城市了。因此今天把世博會放在上海是情理之中的。因此我們今天所有對外開放，這一輪改革開放依托的城市多數都是在第一次城市化中間出現的開放城市。當然，那個時候的開放是被動的開放，叫以條約開放的口岸城市組建成殖民地，是這樣的開放，但是這樣的開放成為了我們的橋頭堡、門戶、窗口。
古代的時候人們也想進城，但是那時候城市提供的崗位太少，這種耕織結構很難打破。但是為什么這十年來有兩億多農民工走進城市？因為我們主動地參與了全球化，兩億農民工造就了世界工廠。所以，我的第一個命題是中國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動的。中國加入全球化以后，就好象兩個細胞融合的過程，原來每個細胞都有他的細胞核，但是融合成一個大細胞的時候就形成了新的細胞核，處于邊遠的小漁村在加入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一躍而起變成了中國的中心城市。大家可以看一下當年的大連、天津、青島、煙臺、威海，然后是寧波、廈門、上海所有這些城市都是小漁村。
李津逵：在甲午戰爭之后，被動的開關，外商到中國來掠奪，當時也做交易，中國政府是沒有主權來捍衛自己權益的。這樣一種外商投資使得制造業迅速地發展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了。這些工業化所依托的據點是口岸，因為只有在口岸里才能夠按國際案例來辦事。甲午戰爭前20年，我們的進出口年均增長2.95%和2.54%；1895—1927年，進出口年均增長6.0%和6.2%。
所以，近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啟動，其顯著特點就是一批因工而興、因商而興、因路而興、因港而興的城市的誕生和發育。工、商、路、港又來自何處？是來自于中國打開大門，加入了全球化。
第二就是在開放和競爭當中城市才能獲得發展。為什么呢？我是把近代中國城市按主權類型劃分為四種：租界城市，殖民地城市，傳統封建城市，自開商埠城市。那么，從對于中國內地的影響來看，哪一種城市更大，為什么？
首先看一下租界城市，這是按照條約來開關的，大概開了80多個這樣的城市。20世紀20年代，進出口貨物所征關稅中，條約口岸占了90%以上，上海、天津、大連、漢口、膠州、廣州6個口岸占了65.82%，而上海一個城市就占了40.88%，可見它在中國和世界的交往當中發揮著多么重大的作用。特別是租界改變了城市的格局，成為近代城市生活的中心。
上海租界面積在1915年比1848年擴大了12倍，增至7萬余畝（近50平方公里）。在租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海新城區，數十年間就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城市。擁有中國數量最多、建筑質量最好的高層建筑和最繁華的商業街道。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城市出現了一個城市多國分治的局面。
第二種城市：殖民地城市，也就是大連、青島、哈爾濱、香港、長春等。從城市規劃來看，殖民地城市總體感強，但由于公共治理缺少競爭、對外開放的管道單一，未能如滬漢津所發揮的作用。
第三種城市：封建城市，就是北京、西安、成都等，這是由于近代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分離產生的。北京由于不是開埠城市，所以在北京所設洋行，多屬分行、支行性質。洋貨的來源上海第一，天津第二，日本第三。當時的封建城市在與國際上接軌的時候，遠遠不如這些租界城市，所以洋貨一般從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再到縣城里去。
北京的城市機理東西是胡同，南北是干道，把胡同填充的就是一個個的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是大家手拉手站一圈，后背沖外，臉沖里。而租界城市的機理是手拉手臉沖外。這種機理是租界城市，也是所有的歐美城市、西方城市的模式。另外，使館、銀行、郵局、公寓等，并不是北京城市的公共空間，直到今天也是一處鬧市中僻靜的角落。所以，封建城市顯然對于中國那一輪對外開放，那一輪城市化，那一輪接受先進文明碰撞交流間起到的作用就有限了。
李津逵：中國在1860年開始就有了主動的對外開放，叫洋務開放。大量的中國官員沒有走出國門去看西方的城市是怎么回事，他們只重視工業、工廠，只重視工廠中間的產品，只看到這些東西。1866年最初一些中國官員訪問了歐美城市。1876年李圭參加了費城萬國博覽會，他說，外國的城市是“街道縱橫，其直如矢，寬自六七丈至十丈?！鹘种衅鳄Z卵石，并仿輪車鐵路法，平鋪鐵路，專行馬車，左右稍低，夾植樹木，疏風蔭目。行人皆從兩旁磚石路來往，亦甚寬展。……居民八十一萬七千有余，民房十五萬一千余所，工廠、店鋪，城內居多?！?br />
李鴻章是在甲午戰爭之后才走出國門的，他先后出訪了20多個國家，走訪了20多個著名的城市，看到了中國和西方在城市方面巨大的差距之后，深感“刻骨銘心，載之東歸”，回到國內來就大力地推動中國城市化的建設，就是中國城市要開放，這就出現了第四種城市：自開商埠城市。
1898年開始，清末已有36個自開商埠；1924年增至52處。自從實施自開商埠政策之后，條約口岸數量的增長速度大大減緩。
自開商埠城市是開發區城市，但是開發區和商埠還不一樣。經濟開發區是單純的加工制造，從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從生產到消費，按照今天中共中央的說法叫生產方式的轉變。剛才問大家，沒有一個人愿意逛外高橋的開發區，大家看一下商埠區，你們愿意逛嗎？ 1904年自開商埠以后濟南的商埠區是生意最火爆的一個城區。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重溫跨越百年的兩次城市化，因為我們要把有益的，了不起的事情重拾回來，樹立我們的信心。
李津逵：第三點，我要講的是產城融合的城市才是永續發展的。為什么今天所有中國的經濟功能區當中，高新區、報稅區只有深圳取得了成功，汕頭、海南、珠海的發展不如廣東省的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深圳把自己變成了一座城市。有好城市，任何時候企業都會生生不息地長出來。比如說深圳尋呼機企業的小青年，發明了一個東西，最后創辦了一個騰訊的企業，好城市培育好企業。
第四點，我要講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正在“闖三峽”。前三十年我們的農民只是一只腳進城，是半城市化，而半城市化偉大在于它造就了工廠。但是它的社會代價是什么呢，留守老人，寡婦村、留守兒童……，所有這些問題都在鄉村中積淀出來。
科特金寫全球城市史的時候，說城市不僅是安全的地方，同時城市還應該是圣地，如果沒有精神可以寄托的地方，這個城市總歸要衰落，所以他提出來城市應該有信仰，應該有一個精神的高度。所以社會的重建當中心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最近連續出現的，讓我們非常難過的事情，比如說在校園里面、幼兒園里面的兇殺案，連續出現富士康公司員工的跳樓，就是說心靈重建。進城農民工在私人的幼兒園里受到了殺害，溫家寶總理說我們要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同時要關注背后的深層問題。我說這個深層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心靈的問題，信仰的問題。大家同意嗎？
聽眾：同意。
李津逵：這件事是很重要的。當然還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城市人的社會保障是5險一金。農村人的社會保障是什么？新農合，還有什么？
聽眾：土地。
李津逵：好！我們是讓農民每人有一塊地，這就是他的保障，這個地絕不能隨便地買賣，不能私有化，就怕他賣掉了以后沒有保障，是不是？我想問一下大家，社會保障是一個公共產品，還是一個私人物品??？
聽眾：公共產品。
李津逵：是啊，我們今天在城市里面要給大量的低收入居民建廉租房、建低收入適用房，是不是農民工進入城市都享受了保障性住房以后，在農村還留著一個院子啊，這是高碳，還是低碳？
聽眾：相當高碳。
李津逵：而且農民不是一套院子。今天分戶就有宅基地，而將來的孩子越來越少。1950年代，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我們所采取以集體化、戶籍管理為核心的這樣一個國家制度。改革開放以后，大家看一下，聯產承包沖破了土地的集體化。自由市場沖破了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再看一下民工潮沖破的是戶籍管理?，F在城中村可以出租，小產權可以出賣。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當中所有這些偉大的創造都是沖破二元結構。而二元結構都已經法定化了，你要沖破它，就要違法。所以中國的城市化表現為農民建設性的集體違法。所以我說中國今天的城市化是中國農民闖出來的，中國農民要生態逃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兩組城市化率，從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蔡義鴻秘書長領銜研究的戶籍口徑的城市化率，與國家統計局五普口徑的城市化率對比，這兩者相差12個百分點。這12%就是今天中國處在城市當中參與了城市分工，但是家里還有一塊地，還有一塊宅基地，還不能參與城市低保、社保的這一群農民工，他們不光是做工，有的已經經商，變成小老板了，我們廣義地說農民工。這些群體敢不敢再擴大？敢不敢迅速縮??？比如說進城一個，城市就應該給他一套經濟適用房，敢嗎？城市有這個財力嗎？我們今天全中國每一個人對應的財政支出大概是5千塊錢一年，就這一點錢夠給進城的農
民工買房子嗎？不夠，農民工都買了，鄉下的還屬于他合理嗎？不合理，那一塊資產能不能帶進城市？這就涉及到根本的土地制度問題，這個土地制度問題，我們城市化就是要沖破二元結構的壁壘。
李津逵： 我們的戶籍制度，是國家工業化的時候不讓農民進城。在鄉村，生一個孩子到18歲就可以有一份宅基地。所以改革開放30年來，占用耕地最大的項目不是城市建設用地，是農村建設用地。我們今天說保18億畝耕地，實際上應該先把農村的口子堵上，因為那里的人會越來越少，但房子會越來越多，村子里墻倒屋塌，每幢新房一年最多住15天，大家想一下，如果不把與城市化相關的法規整體做修編的話，我們就補丁落補丁。
我們城市人口的密度標準制訂于加速城市化之前，每平方公里1萬人，上海市中心每平方公里4萬、5萬人，城市土地開發強度標準說住宅容積率不得超過3，這是地鐵沒出現的時候，現在上海已經成為擁有世界第二長度的地鐵。再看一下城市人均用水標準，我們人均是300升。社會保障制度，僅對正規就業合同租房，看一下將來中國有大量的人租房，但是租房的人一拆遷什么權益都沒有，而且這個業主可以隨時地提價，租戶沒有得到權益的保障，這些都跟我們的城市化相關，需要做一個整體的解決，而今天中國的再城市化就是轉變增長方式。這個轉變增長方式將帶來一系列偉大的變化，這就將完成我們從清末以來200年以來的“闖三峽”，我們從半城市化變成了城市化，總出口轉向了擴大內需，然后到消費主導，我們不要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而是要把生產城市變成又生產、又消費的城市，這樣我們的城市化推進了，減少了農村的建房，減少了城鄉之間無效的交通浪費，這樣我們的國民才能市民化、公民化，我們的社會才會現代化，從而完成200年來偉大的中國歷史轉型。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