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國家走過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道路由于歷史條件不同我們無法重復,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道路造成嚴重兩極分化和大量城市貧民窟等社會問題,我們不能重復。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道路與我國國情比較相似,有許多值得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學習借鑒的地方。
東亞體面的城市化道路
東亞國家和地區在二戰后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較為徹底,實現了耕地平均化,后來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都進行了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調整。雖然今天其農村人口的比例已經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國和歐洲,其家庭農場的規模平均也就在2公頃左右。放開人口流動限制,農村土地私有并且比較均勻,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在大量的小企業和服務業中得到了就業機會,加上農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變現,加上政府對土地和房價的控制,轉移的人口在城鎮中有購買住宅的能力。1980年代,在土地和房價沒有上漲前,臺灣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屬于自己的住宅。韓國政府建造了250萬套住宅,解決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問題。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在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初期,也存在一些貧民窟,后來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逐步地進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體面的居住。
印度和拉美以“貧民窟”為主的城市化道路
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動,轉移人口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建立貧民窟。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農場采取公司式經營,農場平均面積比美國家庭農場面積都要大;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徹底,農村家庭農場本來平均規模就很小,即使這樣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無地農民。拉美和印度的農民,特別是無地農民,大量地向城市轉移,城鎮中政府又沒有注意促進能大量容納就業的小企業的發展,導致進城市人口的收入較低。于是,農民在農村沒有土地資產可變現,在城市中沒有增長較快的收入,政府財力又對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給沒有支持,結果只能使他們在貧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約35%居住在貧民窟中。拉美各國,隨著經濟的發展,對貧民窟也進行了改造,并將其納入提供公共服務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