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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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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要尊重市場規律，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擴大公眾參與，擴大市場的作用， 公私合作，共建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城鎮化率一定會提高
城鎮化和工業化就像一個人的兩條腿，二者相輔相成。“工業化率”是工業增加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城鎮化率”是城市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例，當下的現狀是“工業化超前，城鎮化落后”。
2012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當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1.3%，同年的工業化指數是多少呢？46.8%。乍一看，這兩個數字吻合得很好，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會發現問題，全球平均工業化率只有大約26%。城鎮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代表工業化率對城鎮化率的提升能力，從這一角度看，我們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還很明顯。
根據世界銀行[微博]的數據，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鎮化率為50.9%，而工業化率不過26.1%，二者之間的比值是1.95，中國“兩率”的比值是1.09。如果與發達國家相比， 差距區別更為顯著，2010年，美國的“兩率”比為4.1，即城鎮化率高達工業化率的4.1倍。
同年同一比值，法國為4.11，英國為4.09，德國為2.64，日本為2.48，共同呈現出城鎮化率遠遠高于工業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磚五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兩率的比值也分別達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國的高。
我們的城鎮化率大致相當美國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統計數據代表了空間布局的未來趨勢：我們一定會往城鎮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城鎮化滯后，是因為我們過去的體制不允許人們自由地遷徙，遏止了城鎮化這個潛在趨勢。現在，這一趨勢擋不住了。過去30多年的改革，通過人口流動激活了社會。現在，一到春節，有大約22億人次跑在路上，這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沒聽說過的故事。再過30年，中國人還會這樣“兵荒馬亂”似的跑來跑去嗎？
現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幾個特大城市，接納了大概45%的流動人口，造成各方面的資源都很緊張，但是擋又擋不住，人口還是朝著這個方向流動；另一方面呢，很多三四線城市修了寬闊的馬路，興建各種地標式建筑，造了很多開發區，但是又沒有人去。
現在很多人都說小城鎮好，風景優美、空氣清新，鼓勵大家去小城鎮，但是，說這個話的人住在哪兒？幾乎都居住在大城市，自己都不肯去，這很說明問題。
我認為，討論城鎮化一定要尊重里面的客觀規律，它既不以官員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學者、企業的意志為轉移，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
誰也沒能耐把人圈起來
城鎮化有很多維度，其中一個維度是物理外觀上的，就是國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標性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樓大廈，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礎設施支撐民眾高密度的經濟活動，生活和生產。這是外在的維度。
還有一個內在維度更重要，它是人的社會權利城鎮化。城鎮化是什么，是普通人對經濟收入較高的機會做反映，為什么人們總的趨勢是往城市走呢？因為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水平可以提高，這是城市的誘惑力所在。
城鎮化的過程中，一定要沖破原有體制對社會成員權利的障礙，允許人流動，允許人遷徙，可以在這里工作，也可以到那里工作，允許企業總部放在這里也行，放那里也行，這個自由越大，城鎮化的程度就越高。
城鎮化在本質上是自由及其權利保障的函數。正因為自由及其權利保障的發展，才顯示積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態的物理外觀。但是對于追趕型的后發國家的城市化而言，很容易倒因為果，把城市化的物理外觀當作根本，以為占農地、蓋大樓、上項目就是城鎮化。至于自由及其權利的發育，反而被放到一邊去了。
我們不妨重溫工業化的經驗，看看可以得到什么教益。工業化的物理外觀，看在后發國家眼里格外耀眼。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工業化階段，就是政府把資源集中起來抓工業化， 抓鋼鐵。 “大躍進”其實就是沖著煉鋼去的。出發點沒有錯吧？結果事與愿違。
問題在哪里呢？煉鋼要好多要素的供給。在經濟里好好用鋼，與更多的因素相連，有無數的比例關系要協調。以行政力量“以鋼為綱”，以為抓住了鋼，其他自動帶上來，其實做不到。用行政命令協調其間無數復雜的比例關系，信息成本太高，微觀激勵嚴重不足。“大躍進”的失敗，從根本上就敗在這個地方。
國家工業化后來又搞了多少規劃和布局？成功的也有，兩彈一星、國防建設是起來了。但整體而言，資源的動員強度很大，利用效率不高。幾十年下來，老百姓得到的實惠比較少，國內市場也沒有真正起來。
計劃布局還搞了很多定點工廠，不過看來看去，后來有市場競爭力的不多。以家電為例，海爾、美的都不是當年輕工業部的重點布局。當年國家定點的是萬寶，設計規模可覆蓋整個華南六省，現在萬寶的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怎么樣？低壓電器也有過國家布局， 在遵義、上海、西安布了三大塊，最后加在一起，還不如現在一個小小的溫州。
這類例證很多，看上去是“科學規劃”，但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沒解決，企業家的作用不考慮，耗費了多少國家人才的心血，最后站得住腳的沒多少。這說明什么？不注意適當的制度安排，包括企業體制、市場競爭和人力資本，僅用行政手段追工業化的物理外觀，績效不理想。
相比工業化，城鎮化更要謹慎，工業布局有問題，就是幾個廠，按照市場規律，早晚調整過來，如果是一個城市規劃錯了，那是更為巨大的浪費，這是誰的錢？不是銀行，就是納稅人。我們的后發優勢在哪里，就在于有機會好好研究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盡量減少損失。
如果按照過去工業化布局的思路，政府強硬規劃和主導，不是說有錢有命令，就可以建個城市把人圈到里面，誰也沒這個能耐！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礎設施不一定吻合，一旦對不上，浪費就大了，兩頭都有浪費：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資不足，老是堵、老是亂；同時，一些地方修了很多東西，花了稀缺的資源，但是就沒有人去。
后發優勢也很容易變成后發劣勢。這些年確實出現一種苗頭，把城鎮建成區， 把城區面積擴大，以為這就是城鎮化。如果僅把城區面積擴大，相應的人口卻沒有有效積聚，也沒有因此增加收入，擴大城區有什么用？高樓大廈、地標建設、 大型公共設施等，這些當然要有，但前提是人和經濟活動的積聚。
收入能增加，你不讓人家積聚，他住地下室也要來。收入的機會不增加，強搬到一起曬太陽，也不得人心。一些地方為了把人“湊”到城鎮，出現過“逼農民上樓”的現象，這實際上還是追求城鎮化的“物理外觀”。
怎么處理沒把握的問題？
城鎮化是趨勢，那些在路上的人總得落腳在什么地方。他會落腳在哪兒？誰有把握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沒把握，我們用什么樣的機制和體制處理這樣的問題會好一點？我傾向于市場體制。
大家都知道義烏，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你說這種市場在哪里不能建？每個縣城都有這個條件，但是別處建大樓也沒人去，義烏搭個棚人就滿了？為什么，就是大家已經在那里建立了信任，交易更順暢，自然愿意去那里做生意，別處再好的條件也沒人去。
深圳的科技創業氛圍很好，土地、租金、勞動力都貴，人們還是愿意去，別的地方味道就不對，沒有企業家敢闖、敢冒險的精神，這就是市場的黏性。這里有政府的可為之處，又不能完全規劃和控制，它的核心問題在哪里？就是市場機制。
商人、企業家是在追求利潤，但前提是要滿足消費者需求，利潤才會產生，消費者不滿意，不買你的產品，利潤從何而來？所以，哪里有利潤，買賣雙方互信的程度就越高，哪里生活成本低水平高，哪里的誘惑力就大，人當然就往哪兒流動，這是非常靈敏的信號。我們的管理者要么想不明白這個道理，不愿意追蹤這個信號；要么體制太僵硬，即使追蹤到了，也作不出及時的反應。
談到企業和政府的活動，或者說誰來主導的問題，我認為兩面都要說。政府這方面，要多向市場學習，市場就是比政府厲害，政府別總以為自己有權力，就可以跟市場做“斗爭”，斗不贏的，要捕捉到市場發出的信號，再發力，順應市場的需求做事。
現在政府也開始轉變了，企業有意見它要聽， 以前的長官意志也開始松動，“長官”也知道，自己駕馭不了這么復雜的問題，所以現在很多城市規劃，由政府出面，進行招投標，由企業來做，然后通過一些途徑讓民眾參與。當然，現在還沒有到達良性循環的程度， “長官”還是有很大的主導權，但是多方參與的苗頭有了，現在的問題是，怎么讓這種新的體制和機制能成長得快一點。
對于企業來說，也要知道城市建設的復雜性，它和單一項目投資不同，它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外部性”，這個事情一旦做下去，會產生系統性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政府，也會影響到公眾的生活，這也不是完全商業利益可以主導的。如果一個商業項目有了“外部性”，那么政府就是其代表，是合作的對象。
在城市建設這個領域里，很多項目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民眾的利益也不完全是某個人私人的事，它有公眾性在里面，所以要形成一個合作的關系，政府要注意從市場、商人和市民那里吸取信息。同時，私人的事情也要注意其外部效果。
我的想法是，政府和企業兩種組織，都要往中間靠，從對方那里吸取信息，探索政府管理、企業經營和公眾管理的新界限。這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共同參與建設城市。從制度上看，就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擴大公眾參與、擴大市場的作用。
現在拆遷是個大問題，矛盾集中爆發的地帶，不要以為我們自己才有這些問題，美國1960年代的城鎮化叫“推土機戰略”，也是一樣的。人家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你一個文件就給人家城鎮化了？房子是拆掉了，埋下社會矛盾這一“定時炸彈”，社區永遠不得安寧。
人解決問題都是逼出來的，不難受是不會解決問題的，難受是人類前進的動力，我相信一個基本的理念：只要有問題，有難受，就有人想辦法改。當信息流動順暢了，出了問題大家都知道，也敏銳地捕捉到變化，只要我們有不滿意的地方，有想法也有行動去解決一點問題，一步步地往前走，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