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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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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工業化階段，中國走得比較急。當時我們什么也沒有，一看發達國家有，我們就開始布局。在上海，紡織廠從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開，看起來很對，但時間一長，糟了，因為有些地方搞紡織，會比上海好得多。這樣，紡織廠就變成了包袱。”事實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這種浪費已經開始顯現。
備受關注的城鎮化改革思路浮出水面。國務院日前批準發改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下稱《意見》），城鎮化總體規劃綱要也將于年內出臺，至少涉及發展規劃、戶籍改革、土地制度、農村產權等四大方面。
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城鎮化是有客觀規律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政府要有一點敬畏之心，要多向市場學習。
問題：“工業化超前，城鎮化落后”
在周其仁看來，城鎮化和工業化就像一個人的兩條腿，二者相輔相成。然而，目前我國出現了“工業化超前，城鎮化落后”的現象。衡量工業化的水平，關鍵指標是“工業化率”，也就是工業增加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衡量城鎮化的指標就是“城鎮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例。由于工業活動總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間分布上，所以在經驗上，以上兩個“率”可以作統計上的比較。
目前，我國工業化指數(即工業化率)是47%，城市化率約為52%。咋一看，這兩個數字吻合得很好。但事實是，全球平均工業化指數大概是26%，發達國家更低，甚至在20%以內，而他們的城鎮化率多在70%以上。“統計數據代表了空間布局的未來趨勢，這個趨勢是，我們一定會往城鎮化率提高的方向走。”周其仁說。
“城鎮化滯后，是因為我們過去的體制不允許人們自由地湊到一起去，妨礙了城鎮化這個潛在趨勢的出現。現在，這一趨勢擋不住了。過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30多年的流動，社會被激活了。現在每逢過年，22億人次在路上，這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沒聽說過的。再過30年，中國人還這樣‘兵荒馬亂’似的跑來跑去嗎？他總得落腳在什么地方。”周其仁說。
周其仁認為，城鎮化首先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物理外觀的城鎮。如果沒有相應關系的調整，就不可能有一個健康的城鎮化。城鎮化要允許人的流動遷徙，允許企業把總部放這里，也可以放在那里。這個自由越大，城鎮化就越能健康地發展。
擔憂：重走工業化老路
“過去，在工業化階段，中國走得比較急。當時我們什么也沒有，一看發達國家有，我們就開始布局。在上海，紡織廠從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開，看起來很對，但時間一長，糟了，因為有些地方搞紡織，會比上海好得多。這樣，紡織廠就變成了包袱。”周其仁感嘆道，過去搞了很多類似的國家定點工廠，后來都不了了之。
周其仁認為，工業化的教訓至少有一點要吸取：政府是鏗鏘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優勢，有高質量的官員和專家系統為其服務，可以把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包括正路、彎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來主導這個過程時，總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預見的，一旦出現錯誤，會造成很大浪費。
事實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這種浪費已經開始顯現。
周其仁指出，過去20年間，進入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總流動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負，“即便戶口不開放，人還來啊”。與此同時，很多縣城和新興開發區擁有很寬的車道，各式各樣的地標性建筑，但是沒有人氣。
“政府主導，很強硬，非常硬。比如我是縣政府，我要造個城，但我造了城是不是有人來？不一定！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礎設施有可能是不吻合的，一旦對不上，浪費就大了，兩頭都有浪費：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資不足，老是堵、老是亂；同時，一些地方修了很多東西，花了稀缺的資源，但是就沒有人去。”周其仁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討論城鎮化一定要知道一點：城鎮化是有客觀規律的，它不以學者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官員的意志為轉移，人往那兒流動是有道理的，我們還是要有一點敬畏之心。不能說，我反正有權，我今天做個規劃，然后‘乒乒乓乓’就去實施，政績就出來了，過幾年我就升了。”
辦法：引入市場機制
“現在，如果要走城鎮化道路，首先有一個問題要提給全社會，提給政府、專家和企業：過去不讓人流動時，國家有一個布局；現在，人們可以外出打工，年輕的學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大家雙向選擇，這時候人們會如何流動？這里有什么規律可循？”
“我們行政系統是比較硬的，處長上面是副局長，副局長上面是局長，城市也是有級別的。但不管怎樣，我覺得首先得學習。因為人口往哪兒流動，公司往哪兒搬，項目往哪兒擺，他們到底聚到哪里，這是很大的一門學問。”周其仁說。
周其仁認為，應該用市場機制來解決這一問題。“雖然商人是追逐利潤的，但是獲得利潤的前提是要滿足消費者。市場靈得很，它通過相對價格，讓不完全知道的事情變得相對容易知道。”周其仁認為，人往哪兒去，市場會有信號出來，一定要根據信號來做決定。
關鍵：政府要多向市場學習
“紅利這個概念，現在很流行，但是紅利是什么？紅利是滿足了消費者以后，消費者返給的獎勵。所以，要獲得城鎮化的紅利，首先一條是要琢磨透人到底要什么，并不是說你有錢有權就可以搞個城市，然后把人圈在里頭，國王都沒有這個能耐！”周其仁說，政府要尊重這個道理，“只有先得解決別人的問題，你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才能獲得紅利。
周其仁強調，政府現在不能完全靠長官意志，要加強和社會的互動性，多向市場學習。“現在很多城市的規劃是政府做的，但是政府也在招標，請很好的規劃公司來做，這個苗頭已經有了。還有，一些政府注重規劃的開放性，面向社會，聽取各方的意見。但是，對于現在這樣大規模的城鎮化，需要讓這種新的體制機制成長得快一點”。
城鎮化究竟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周其仁認為，兩方面的作用都要有：對政府而言，要多向市場學習，要注意市場的信號，否則就會出現蓋了房子沒人買，建了工業區沒項目去的尷尬；同時，對于市場和企業，也要知道城市建設跟單一的項目和投資不同，它有很大的外部性，企業的一個行為會牽動包括公眾在內的其他因素，整個系統都會受影響，因此，城鎮化也不完全是商業利益可以主導的。
周其仁認為，應該倡導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共同參與建設城市基礎設施。政府要注意從市場、商人和市民那里吸取信息。同時，私人的事情也要注意其外部效果。“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講穿了，就是要從制度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擴大公眾參與、擴大市場經濟。”周其仁說。記者 白朝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