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秦暉曾以“城市化與貧民權利:近代各國都市下層社區變遷史”等為題,進行過類似的演講。他認為都市化過程中貧民大增,并非由于原市民中發生“兩極分化”,而是由于大量新移民(前農民)進城。恩格斯曾批駁“資本主義造成貧民窟”的說法,指出國家與房地產商聯手借“消除貧民窟”為名驅趕貧民,即所謂“奧斯曼現象”,才是近代城市化中的最大弊病。
他表示,“奧斯曼現象”與“索韋托現象”都是以侵犯貧民權利來造就“美麗城市”的惡行,但民主時代這些現象已消失。或者允許貧民“自由”解決住房而容忍“貧民窟”,或者以福利國家方式消除貧民窟,成為兩種基本選擇,而普遍趨勢是自由與福利兼有,盡管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識是: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的做法已為人道的底線所不容。
秦暉教授說:“近幾年來我走了很多國家,也特別留意一些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貧民權利的保護,雖然這個話題以前講過,但是這次也會給湖南讀者帶來一些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