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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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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先驅。在1688年，農業勞動力約占全國就業人數的40%，到1831年已經降低到25%，1861年更是降到18.5%。工業革命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勢頭越來越強勁，到1851年時英國已經有超過一半（5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基本上實現了城市化。隨著工業化的擴展和利益格局的變動，原來主要集中于農村區域的簡單的“土地貴族—農民”的階級矛盾，逐漸被一種混雜的多維階級關系及矛盾所取代。
隨著工業資本家實力的不斷增強，他們越來越不滿土地貴族和金融寡頭對權力的壟斷，迫切要求通過議會改革破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他們先后在大工業城市成立政治聯合會和“全國政治聯合會”，提出了“完成議會改革”的綱領。資本家殘酷的剝削更是激起了工人們的強烈反對。在城市，工人們搗毀機器；在農村，失去土地的農業工人發起了以搗毀打谷機等為內容的起義。隨著矛盾的激化，19世紀30—40年代，工人階級發起了三次大規模的“憲章運動”，給政治系統造成了巨大壓力。
美國城市化問題叢生
美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出現在內戰以后，1861年美國的城市人口比例是19.8%，1880年則達到28.2%，1920年基本實現城市化，城市人口比例達到51.2%，1940年達到56.5%。目前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正與美國城市化的這段歷史相吻合。但是，在美國城市化發展的這個時期，卻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整個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都受到干擾。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大量移民涌入美國城市。相對滯后的公共設施難以滿足迅速增長的人口，城市交通擁堵、住房擁擠，經濟條件較差的人無力承擔昂貴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只能租住在狹小破敗的老房內，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貧民窟”。少數族裔和黑人源源不斷地進入城市，將種族沖突的前沿直接推進到城市。由于文化差異和種族矛盾，在城市空間滋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刑事案件的數量和犯罪率成數倍上升。特別是在大中城市，19世紀80年代監獄囚犯增加了50%。貧富差距被不斷拉大、官員腐敗層出不窮，面對一系列沉重的社會問題，美國在20世紀初掀起了一場揭露黑幕的“扒糞運動”。
英美城市化進程中的“四大沖突”
一是“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沖突”。首先是環境污染問題，英美在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都面臨著“水體污染”、“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泰晤士河就受到400余條污水管道的污染，據統計，由于環境惡劣，19 世紀中葉英國工人的平均壽命僅為22 歲。馬克思對英國城市化環境惡化的現象作了描述：在倫敦，擁有一萬人以上的貧民窟約有20個。
二是“道德文化沖突”。道德淪喪和犯罪率上升嚴重威脅了人們的生存安全。19世紀，英國城市化進程中雇傭童工、“賣淫”、“私生子”等現象突出。美國在20 世紀初的道德滑坡則表現“酗酒”、“性泛濫”、“離婚”、“單親母親”等現象的劇增。“道德淪喪”同樣引發了各種犯罪問題，在各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條件的共同作用下，歐美工業化國家的犯罪率往往隨著城市化的擴張而趨于上升。在城市化進程中，各色人等集中向城市流動，促使城市成為“藏污納垢”、“魚龍混雜”的中心地帶，城市一度成為“犯罪、毒品、暴力、色情”的代名詞。
三是“階層（種族）沖突”。貧富差距是“階層（種族）沖突”的經濟原因，美國城市的貧民窟正是“貧富差距”的生動寫照。美國富裕的中產階級紛紛逃離污染、擁堵的城市中心，遷往空氣清新的郊區，忙于生計的窮人卻只能租住他們留下的破舊房子。英國城市化過程中發生的“憲章運動”、美國城市化過程中發生的“五一大罷工”和持續十幾年之久的“進步運動”都是貧富差距和階層沖突的產物。
四是“官民沖突”。官員腐敗和“公私勾結”嚴重威脅了政治合法性。城市化是人類社會工業革命之前前所未有的“生存形態”，在市場化的“交換機制”滲透到傳統的統治秩序、相關監督管理機制沒有得到及時更替的條件下，“18世紀的英國比17世紀的英國要更加腐敗，19世紀的美國比18世紀的美國要更加腐敗”。美國的城市政府曾經被批評為“基督教世界里最腐敗、最無能、最浪費的政府”，面對城市發展對公共事業不斷增長的需求，一些政客與利益集團、幫派勢力和企業經營者勾結在一起，構成了城市化的腐朽的控制網絡，致使市政腐敗，社會管理失序。英國的選舉過程則被有錢人控制，賄選、舞弊情況十分嚴重。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社會預警與應對策略
英美等發達國家在遭受長期“城市病”的困擾后，陸續通過“改造貧民窟”、“實施社會保障”、“制定公共衛生法令”、擴大公民參與等措施，將城市化發展帶入了較為健康的方向。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具有“后發外生”的典型特征，要在吸取歐美城市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及早地開展相關應對。
事實上，前幾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預警”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群體性事件”。
社會群體性事件的頻發是社會管理機制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的突出反映，本質上反映了城市化帶來的利益變動與沖突。可以想象，隨著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未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矛盾沖突還會大量出現。面對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勢必要及時地建立一套合理的應對機制。
一是，要提早開展城市規劃，加強對城市的改造與管理。英美國家在城市化早期缺乏相應的規劃，因而后來必須訴諸城市改造和環境治理來“補課”，付出了相當高的成本和代價。中國要充分汲取這個教訓，在城市定位、公共設施建設、公共衛生、人居環境等方面提早規劃。
二是，要及早謀劃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由于美國城市化前期并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貧富差距懸殊，所以30年代大蕭條時危機特別嚴重，這樣的教訓尤其值得我們警惕。
三是，擴大公眾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參與。為了應對尖銳的階級矛盾，英國在19世紀通過三次議會改革，先后賦予兩大工業階級選舉權，擴大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上的參與。各種社會矛盾經由政黨、社會組織的選舉游說、政策宣傳、民意調查、選民會議等形式，將各種沖突和矛盾納入體制化軌道，為利益調和提供了一個宣泄口和解壓閥。
四是，嚴防城市建設和公共事業管理中的腐敗。城市化加速將城市公用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帶入了“快車道”，但是往往由于缺乏提前應對，新的監督管理機制尚未形成，這往往又容易為腐敗創造機會。
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對于中國而言，除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保證城市化的發展動力以外，更重要的是“未雨綢繆”地展開對“城市病”的應對工作。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