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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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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邁過世紀的門檻，中國的城市化已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期。新的世紀，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當我們在享受城市化帶來的成果時，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問題也日漸凸顯。誠如北京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趙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王軼教授、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北京工業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王國華所長，以及宏福集團董事長黃福水先生等人所說，我們必須清醒認識這些問題，尤其是土地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農民工、農村軟文化建設、小產權房等問題，因為這與我國的城市化能否和諧進行，能否避免拉美化陷阱密切相關。
土地制度創新 時不我待
截至2006年底，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43.9%。當我們在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種種好處，并為這一成果感到歡欣鼓舞時，我們又必須反思、總結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并迅速采取相關方針政策使之得以解決。這也正如趙曉教授所說，“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我們的城市化是以缺乏現代產權制度的所謂房地產市場化為主的房地產發展變革，我稱之為沒穿“褲子”的市場化與城市化，這恰恰違背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也帶來了許多惡果。”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城市化把不少問題都掩蓋了。中國城市化發展到今天，必須要有“第三只手”。中國改革開放到目前階段，我們如果真正要想解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一系列矛盾，必須大膽創新土地制度，盡快建立現代土地制度。
為什么要盡快建立現代土地制度呢？因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沒有土地作為支撐，大力推進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話。與此同時，戶籍問題、農民工問題、小產權房問題等等，莫不與土地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也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王軼教授所說，中國城市化能否和諧進行，與我們能否大膽對當前土地制度進行創新有著直接關系。趙曉教授亦表示：“目前我國已經有一定的財力、有一定的能力，應該適當地給中國的城市化穿上‘褲子’了。”
究竟什么樣的土地制度才能支撐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什么樣的土地制度才最為合理？有專家表示，在自由契約下，自發出現的多樣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條件下對各種復雜兩難沖突的最優折衷。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建立在私人產權基礎上的自由契約而不是政府硬性規定具體的土地制度形式。趙曉教授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產權模糊，農民不敢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也不能將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資，從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同時，由于農民對于土地所有權的殘缺，集體土地的征用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種種不公，產生了地方政府隨意解除承包合同、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各地政府借機“經營城市”，大搞“圈地運動”。王軼教授則從物權法的角度指出：為了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至于演變成為一部分國民對另一部分國民做出犧牲為代價，我們必須讓設定在集體土地之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都可以自由的進行流轉。不然的話，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會讓我們喪失最起碼的東西。
戶籍制度 套在農民頭上的“緊箍咒”
土地，自古以來就是農民的命根子，即使到了今天，它仍是農民維持生存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與此同時，與土地制度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也成為了套在農民頭上的一道“緊箍咒”。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道“緊箍咒”，祖祖輩輩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不管漂流到何方，都擺脫不了他們的農民身份。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道“緊箍咒”，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才會出現帶有歧視性的稱呼——農民工，即使他們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犧牲。歸根結底，人們之所以心安理得地稱進城打工的農民為“農民工”，就在于這些農民的戶籍在農村。
王軼教授曾指出，中國城市化得以實現的一個前提，就是人口合理而有序的流動。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也表示，從某種意義上，城市化的實質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沒有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以及城市間人口的雙向遷移，城市化將是一潭死水，根本不可能“化”起來。而現有的戶籍制度正是這樣一道將人口流動隔阻起來使之成為一潭死水的大壩，此壩不除，中國的城市化將無從談起！趙曉教授也指出，戶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形成全國范圍的統一的、開放的資源和市場，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和人才的合理流動，實現全國范圍的同步發展，而基于地方主義的限制和保護政策只能是以犧牲長期和全局的利益為代價。
的確，目前城鄉差距已成為我國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戶籍制度的開放，有利于消除社會歧視，為農民的不平衡心理提供一個減壓閥，進而為縮小城鄉差距奠定基礎。
這也如王軼教授所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必須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保持一體，實現這一目標，有一個重要的標志。那就是在當前的中國，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種職業選擇的時候，這就是中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時候。”
文化創意，土地制度創新應有之義
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大膽進行土地制度創新以及其他制度改革時，還必須大力推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在土地制度創新，或是其他制度改革時，都是以冰冷的物質形式進行，這就必然缺少人文關懷。而人文關懷正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最需要的東西。
北京工業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王國華所長指出，“文化在城市定位的作用和地位已日益被人們所接受所認識。實際上，在構建城市和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文化是以‘文化力’和‘文化資本’的形態體現和發揮作用的。它影響著城市個性的培育、城市形象的樹立、城市魅力的增加和城市靈魂的塑造。”由此可見，在文化創意下進行土地制度創新或是其他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實際上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民的意識、生活方式等方面起著潛移默化作用的還是軟文化建設。
趙曉教授亦表示，如果農村文化建設沒有跟上，即使我們城市化率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也是失敗的，因為城市化并不僅僅意味著讓許多農民住進城里，或是蓋了很多高樓大廈，城市化更是一個轉變傳統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的過程。而這些轉變過程則需要文化作為支撐，作為載體。
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文化的缺失，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國的城市化在加強硬件建設的同時，更應該加強中國城市化的軟件建設。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城市化的軟件建設在我國還沒有起步，如帶有歧視性的戶籍制度、環境保護、城市公共治理、落后的城市管理模式，以及城市道德文明、文化建設等。所以他主張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城市制度，建立現代科學公共管理制度，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城市文明。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人人擁有平等權利（如受教育權、參與權等），以及公共道德水平比較高的中國城市文明。
破解小產權房難題，呼喚土地制度創新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小產權房屋的出現可謂具有典型中國特色。一方面是政府不斷發文禁止修建、禁止城里人到農村購買小產權房，另一面卻是小產權房在農村不斷涌出。正因為如此，不少人將這一“中國特色現象”歸結為全國性的高房價所致。不可否認，小產權房屋的出現，與全國各地房價近三年以來的瘋漲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然而，振葉尋根，小產權房屋的出現歸根結底還是與我們當前實施的土地制度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
眾所周知，我國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實行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政策。正是鑒于此，趙曉教授指出，“在我看來，中國房價超高的原因，正是政府對土地的壟斷供應方式，這導致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供需失衡，而政府對于小產權房的禁令，是政府在土地壟斷供應方面的又一步邁進。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它越來越走向香港、新加坡模式。”
王軼教授也指出，在我國農村很多地方，不允許農村土地的建設用地使用權進入土地的一級市場自由流轉。但實際上它還是在流轉，只不過不是通過一個合理的市場機制來流轉而已。這必然導致流轉的價格是一個非常扭曲的價格，因為沒有充分的市場競價，最終的結果是土地流轉出去了，農民的權益被損害了，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只要把村支書擺平，就可以拿到一片地的現象。農民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這是何等令人心痛！
不可置否，從歷史上來看，土地承包制度的動力是為了解放農業生產力。而今天，隨著中國駛入城市化的快車道，城市化則成了促使土地制度發生變化的最大推手。王國華教授表示，城市和工業發展需要土地，基本的解決方法，無非是將農業用地變成工業和建設用地。
“大多數情況下，土地用途變更的方式是政府征用。2006年之前，強行征地和一次性補償是征用的主要形式。由此帶來了嚴重的失地農民問題。土地制度改革再次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的目光。實行土地私有化一度成了爭論的焦點。”
胡星斗教授也指出，“在征地過程中，補償標準偏低、補償款不到位，是經常出現的現象。現有的土地制度不僅難以保障農民的利益，反而成為他們實現權益的障礙。”所以，大膽創新現有土地制度，是我們各級政府現在應該重點思考的問題。此外，從法律角度上講，盡管小產權房不合法，但它的存在也有一些益處。首先對廣大農民來講，作為集體土地主人，小產權房將使他們成為土地增值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對城市居民來說，小產權房解決了政府和開發商所不能解決的高房價和買不起房的問題。小產權房一旦“合理合法”的大規模推廣后，房價體系將會出現極強的“木桶效應”。市場上的商品房必將把價格向小產權房看齊。這樣，過去買不起房的老百姓就重新有了實現住房小康的可能。
宏福集團董事長黃福水則表示，城市化的進程能帶動農村的發展，而農村土地制度如得不到轉化，則會制約當前我國城市化的整體進程。如果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扭轉上市的時間，城市化的進程也就加快了。“我們鄭各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大膽轉變過去搞粗放型產業的方式，進行產業轉移，改善了生產環境，把農村打造成一個休閑的環境，讓城里人到這里休閑度假，同時讓村莊走上了新的發展之路。其次，農民的生活改善了，享受到城里人的住房待遇，與城里人的生活標準一樣。同時也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和文化生活需求，這樣城市化的進程也就體現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