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5-24 12:44:30
來源:昆明日報 作者:杜弘禹
1999年,為期184天,以“人與自然邁向21世紀”為主題的世界園藝博覽會在昆明召開,盛會之外,它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改寫昆明的發展進程。
“昆明在一夜間變身大都市,氣派非凡。”成了多數老昆明人至今仍深刻的共同感受和美好回憶,’99世界園藝博覽會留下的烙印和痕跡,也仍定義和影響著這座邊疆城市。
近幾年,一方面,像所有特大城市一樣,昆明的“城市病”日益突顯,交通擁堵尤其首當其沖。另一方面,受制于內在爆發力不足、城市體量小和單中心的城市特質,昆明苦無解圍之計。
2012年初,市委十屆二次全會報告提出,堅持科學規劃、科學建設、科學管理、優質服務,加快城市化進程,提升城市化水平,全面推進現代新昆明和區域性國際城市建設,著力打造和提升“春城”品牌,努力把昆明建設成為最具魅力,最有幸福感、歸屬感、自豪感和安全感的宜居宜人新都市。
在這關鍵節點,首屆“中國-南亞博覽會”和“第13屆亞洲藝術節”的落戶,讓昆明一下子看到了城市發展的“第二春”。
一座城市的成人禮
5月,雨季正式來臨前昆明燥熱異常。道路綜合整治提升帶來的不通暢,讓上午9點左右的昆明車流圍城,乘客、司機,仿佛和這個城市共同陷入了焦躁。
去年底開始,昆明啟動20余條重要城市道路綜合整治提升工程,旨在迎接分別于今年年中和年底召開的南博會、亞洲藝術節,另一方面,則想借機梳理城市交通,解堵昆明,眼下正是所謂的陣痛期。
出租車的收音機,一個溫柔的女聲播放著南博會和道路綜合整治階段性成績的消息,司機老陳扭大音量,但聽完之后幽幽嘆了口氣:“要是南博會能起到1999年世博會的作用,這個痛苦,我就忍了。”
老陳在這個城市開了近20年出租車,在他看來,1999年的世界園藝博覽會,注定在昆明的歷史上抹不去,“一個展會改變了一座城市”。
他到現在還能回憶,1996年,“世博會”開始在昆明流行起來,盡管當時網絡幾乎沒有、電視也不怎么發達,但這個外來詞匯,短時間內充斥了昆明的大街小巷,成為市民談資,“盡管過了一段時間大家才知道‘世博會’搞什么”。
之后,昆明便進入“三年造城”時期,這個并不發達的省份,一口氣斥資183.6億元改造昆明,以迎接這個A1類的世界專業博覽會,這個當時普遍認為昆明難以“承受”的大型展會。
一組數據顯示:昆明在此期間,新建、擴建城區道路69條,新建23座立交橋;新建年運輸旅客逾千萬人次的航站樓;建成了5個四星級賓館,星級賓館達到138家,其中引進了如威斯汀、希爾頓、萬豪、上海錦江、喜來登等一批國際和國內酒店管理集團進行管理;組織實施了40個大工程建設……
“感覺昆明就在一夜之間變成大都市,城市干凈美觀、道路寬敞整潔,公交車很豪華,而且還是無人售票。”市民林先生說,2000年左右,只要到別的城市去,立刻就能感覺到昆明的好,“一看到別的地方公交車還有售票員,怎么看怎么覺得土不拉嘰。”
一些在外時間較長的市民,甚至在世博會前后收到在昆親友的電話:“趕緊回昆明來看看,保證你認不出來。”有人說,’99世博會是昆明城市的“成人禮”,隨著鋪路架橋、機場增容、改善人居、城市美化,昆明成功搭上了跨世紀的“頭班車”。
三年造城 城市建設提速十年
用“三年造城”參與者、昆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總工程師陳興華的話講,世博會效應,讓昆明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提前了十年。“它促進了昆明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和城市建設快速發展,其中的交通管線的規劃和建設,奠定了今天的城市形態基礎”。
“僅城市道路建設方面,在這3年間,昆明實施并完成了‘12345’工程。”陳興華掰著手指說,神秘而充滿自豪,他進而解釋道:
“1”為1條寬線,即將巫家壩機場、春城路、環城南路、日新路連成一線,把機場的客流分流到城市的東部和中部,“80米的春城路,現在還是寬敞”。
“2”為二環,實現了全長26.8公里的二環工程初步建成并變成城市快速路,無紅燈,為2008、2009年快速完善并形成現在的二環快速干線奠定基礎。
“3”、“4”指人民路,東風路、金碧路3條東西向主干道和白塔路、北京路、青年路、西昌路4條南北向主干道的拓寬、改善和提升,這些路到現在仍舊是昆明的主要城市干道。“5”指的是建成黃土坡交叉口,明波交叉口、南壩交叉口等5個城市出入口。
“今天昆明人還是走在當年的這些路上,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陳興華說,除“三年造城”外,真正影響今天昆明城市格局的,還有批復于1999年的昆明市總體規劃,而這項規劃,同樣與世博會密不可分。
陳興華介紹,通過“三年造城”,昆明的公交出行分攤率一口氣從5%提升到18%;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從原來的不足2%提升到8%;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從5%提升到8%。
國內第一條公交專用道在昆明
無論談及’99世博會、昆明近代城市建設,甚至是即將召開的南博會,“公交專用道”都成為繞不過的一個點。“公交車專用道”是昆明和昆明人對于城市發展認識最具體化的表現。
’99世博會開幕前夕,昆明第一條公交專用道,也是全國第一條公交專用道北京路路中式公交專用道,于1999年4月完工并正式投入運營。該公交專用道全長約5公里,起于昆明火車站,止于昆明火車北站,進而延伸到世博會會館。
專用道使公交車時速由原來的每小時9.6公里提高到15.2公里,昆明人出行更加便捷了。昆明公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第二公司黨總支書記徐建章至今記得諸多與之有關的趣事,包括“公交車賽過私家車”。
公交車專用道建成后,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專家、政府官員和新聞媒體,其中包括中央電視臺。1999年,央視記者前來昆明采訪公交專用道,為實驗其效用,記者兵分兩路前往世博園。其中,一路乘坐公交車,另一路自駕私家車,結果乘坐公交車的比自己開車的還快,記者目瞪口呆。
“他們回去后新聞一播,來看的人更多了。” 徐建章說,公交車專用道建設期間,非議并不少,很多人認為多此一舉,直至專用道效果顯現才讓人信服。1999年,北京路公交車專用道承擔著20萬人的公交通行任務。
那么,全國第一條公交專用道為何會選擇昆明呢?陳興華認為,既有客觀的現實因素,也有機緣的巧合。
上世紀90年代,昆明人出行依賴公交和自行車,私家車不多。隨著城市面積的擴大,自行車又無法滿足遠距離出行,市民對公交出行依賴度逐步增加,迫切需要更加便捷的公交出行系統。
作為公交優先的具體體現,昆明公交專用道迅速蔓延,按目前的城市發展規劃,至2017年,總里程由現在的125公里增加到200公里以上。
此類“洋為中用,他為我用”的做法,還包括對盤龍江城區段的改造。“當時我們專門與昆明市領導到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以及國內的成都等地考察。”陳興華說。
公交綠色座位成為全國范本
很大程度上,世博會之所以能舉辦得這么成功,離不開昆明人的參與支持。有人這樣形容當時的昆明是“全民世博”,且無論是“三年造城”還是在世博會期間的184天里。
楊瓊娥,一名老公交司機。1999年世博會期間,為滿足游客的觀光和交通需求,當時的昆明公交總公司開通了一條直達世博會場館的專線公交臨1路車,楊瓊娥就是這條線路的一名女司機。
回憶起開“旅游專線”的日子,楊瓊娥說累、好玩、自豪,感慨頗多。
“當時沒有報站器,都是人工報站,南博會期間,除了報站和報提示語,每停靠一個站,還得播報轉乘信息和景點介紹,都是靠背下來的。”她說,雖然工作繁重,但游客的夸獎、城市令人吃驚的變化,讓她重新認識了一遍自己的家鄉,“從來不知道昆明這么美,有很強的自豪感”。
徐建章記得,為了呼應世博會,尤其是其人與自然的主題,他和同事費盡心機,最終選擇在“綠色”下功夫,沒曾想,“發明”了綠色公交座椅。
“當時的公車外觀以白色和綠色為主,我們就想著車里面也要增加點綠色,就在駕駛臺擺一個盆栽,但覺得還不夠,就拎了桶油漆,把幾個座位涂成綠色,標明是老弱孕殘專座,又綠色又文明。” 徐建章說,沒想到效果很好,也得到公司領導的認同和推廣,“外地公交公司來昆明交流,把綠色座椅稱為昆明的土特產,都給學了去”。
昆明舉全城之力,托起了一個盛會,而這個盛會,除加速提升了城市硬件,還提升了昆明人的文明素質水平。
“那段時間,我不只是被逼著提升自己的文明素質,還承擔著‘逼迫’市民提升素質的責任。”楊瓊娥指的是昆明公共汽車無人售票化的過程。
很長一段時間,昆明人乘坐公交都是車一靠站,前后門一起上,而無人售票要求必須前門上車,后門下車。“一開始經常出現要苦口婆心將乘客從后門勸下去,讓他從前面再上一遍的情況,慢慢市民才形成這一文明習慣”。
“現在,認識千差萬別,抱怨也多,人心浮躁,也意識不到展會的效用。”他說,此外,1999年,昆明汽車保有量僅僅40萬輛左右,現在是170萬輛,“所以盡管現在修路的規模比1999年小得多,但對城市交通的影響卻大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人們的抱怨和不理解”。
鐘擺式的昆明急需突破
一個城市的發展動力或因素,大致可簡單歸結為內涵和外延,即內因和外因。由于地處邊疆,經濟體量較小,城市規模效應難以發揮,昆明的城市發展對外延動力依賴程度較大。
昆明的發展軌跡可以佐證這種說法,從抗日戰爭到上世紀90年代的第二屆中國藝術節、中國民族運動會、’99世博會,外延幾乎就是這個城市發展主要主導力量。
回顧1999年世博會,巨大的拉動力捆綁著城市建設完成一次令人驚嘆的跳躍,然而,這畢竟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這十幾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一些城市病逐步暴露出來。
’99世博會期間強調主城效應,帶來了“過度集中”問題。首先,人口過度集中于主城,2000年,主城人口已達160萬左右。其中,面積才50平方公里二環內約有100萬,面積僅14平方公里的一環內集中60萬人左右。
其次,就業崗位和機動車集中在一環內。此外,由于行政辦公、教育、醫療、商業設施大都集中在一環內,以住宅帶動興起的副城基本沒有,導致昆明出現潮汐式交通,也稱鐘擺式交通。
“早上9點,昆明人往市中心趕,晚上5點再往外圍趕,像個鐘擺一樣。”陳興華說,鐘擺式交通對昆明道路交通形成巨大壓力,昆明堵車并非完全是道路不好或者車輛太多,而是城市功能布局不夠合理。
城市病就是對發展形態、功能布局優化調整的呼喚,而具有借助外延因素傳統,以及“大型展會改變城市”理念被不斷證明奏效的情況下,首屆“中國-南亞博覽會”和“第13屆亞洲藝術節”很自然地被當成昆明城市發展的“第二春”,昆明希望通過對這一理念的踐行,完成’99世博會之后的又一次城市飛躍。
“在我們國家,展會改變城市是公認的,上海、沈陽、南寧、廣州,國際上也是潮流,歐洲城市就普遍。”陳興華說,盡管南博會無法取得世博會那樣巨大的成功,但對于繼續優化城市形態的昆明來說,還是有一定幫助,“昆明珍惜每一個可以促進城市發展的機會”。
全國大城市掀起
新一輪道路改造
專家稱:這是最直觀城市競爭力提升舉措
昆明日報記者 王帆 實習記者 喬瑩
“中國的城市怎么了,到哪都是堵車、圍擋、修路?!”近期頻繁出差南京、天津、長春、太原等城市的“空中飛人”劉先生回昆明后不由得感嘆。
“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正在面對工業化時代、后工業時代及信息時代‘三重疊加’的巨大影響,這也決定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特色之路。”云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徐光遠教授解讀說。事實上,道路擁堵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城市的多中心發展趨勢,以及用投資拉動地方經濟增長,讓國內許多中心城市早在幾年前,陸續展開了新一輪的交通規劃和城市道路改造這似乎是一級地方政府最直觀可見的城市競爭力提升舉措。
不約而同的發展路徑之選
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戰略機遇期。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國十億城市大軍》研究報告顯示,在交通運輸方面,到2025年,中國將有多達170座城市符合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規劃要求,為目前歐洲該類城市數量的兩倍以上。此外,中國還將鋪設50億平方米的公路和2.8萬公里長的地鐵,專家預計這將掀起有史以來最為壯觀的軌道交通建設熱潮。
“十二五”期間,全國多數城市為構建合理的城市路網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系統化的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山西省太原市2013年投資43億元用于改造市區內6條道路和3個立交通道,建設內容涵蓋道路、排水、電力等多項設施建設;南京將于今年全面完成市內7線、17條道路、206條街巷的環境綜合整治任務,部分路段通過對路口進行改造,達到提升全線的車速;天津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基本建成雙城主次道路規劃網,預計5年內新增城市道路面積3000萬平方米,2013年安排建設改造城市道路165條。
除了上述城市,為形成快速路網系統,改善交通環境,提高生態文明,包括昆明在內的更多城市也在不遺余力進行著道路系統改造和環境綜合整治。
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有效手段
城市代表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更先進的技術水平和更高的福利,城市建設對城市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城市的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無疑為地方政府選擇的發展路徑作出了注解: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城市建設升級換代的措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對城市競爭優勢的打造,從而提高整體的競爭力。
當斯定律認為:道路越多越寬直,進入這一區域道路的車輛就越多,結果反而堵車,從而出現這樣的循環:出現交通擁擠—新擴建道路—私人交通增加—公交需求下降—私人交通進一步增加—交通再次擁擠……
然而,客觀條件決定了道路供給不可能無限增加,加之我國傳統城市所具有的高密度、緊湊布局的用地形態,再大量新建城市干道并不切合實際,于是,“盤活存量”成為第一選擇。
徐光遠認為,“單中心”城市布局形態向外“攤大餅”式的發展,已經不適應城市現代化的步伐。多元多中心的城市需要通暢的交通,而“城市病”的形成使得多中心城市布局形成速度減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工業迅速發展,人流和物流過于集中,導致城市其他配套項目如環境保護、交通系統,及居住環境建設等普遍出現滯后現象。解決“城市病”的方法,就是加快和優化城市各項配套設施的建設,從而使得城市高速、高效穩步發展。
洛杉磯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大“城市病”后,擬定了新的規劃方案,提出建設56個中心的設想,其中37個在城區,包括社區中心、次級中心和主要中心。東京的規劃也將改變其各種職能過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現狀,分散城市中心職能,形成多中心的布局。
由此可見,道路改造是地方政府通過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向多元多中心城市空間形態發展,從而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通用措施。
將產業規劃放在第一位
在全國多數城市轟轟烈烈地進行道路改造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可回避的社會問題。如建設工程同時施工,大量路段禁止車輛行駛、復行改單行,城市交通出現擁堵;所修路段附近商戶生意經營慘淡,賠償款項得不到合理解決;道路改造條理性不強,規劃內容不明確;環境衛生質量下降,多“補丁”施工路面使行人車輛出行存在安全健康隱患等。
我國城市交通用地尚且不到總用地10%,而交通作為城市的一個子系統,實現著城市人流、物流的有效移動和運轉功能,是城市繁榮和發展的象征。
徐光遠建議,除了在道路改造中要進行合理規劃,確保市民出行方便之外,城市規劃中應將產業規劃列為第一位。產業結構的功能決定城市建設的功能,其變化的過程影響城市功能的變化,城市發展格局也會相應發生改變。對昆明而言,為堅固作為東南亞城市“橋頭堡”的中心地位,應在基礎設施建設初期,使產業結構與周圍大中小城市有所分工,形成獨特的產業模式,才能對城市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