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5-23 11:48:42
來源：中國證券報 作者：倪銘婭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是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是要改變中國人的面貌和綜合素質，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改變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狀況，最終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
對于在實現新型城鎮化目標的過程中，如何實現有質量的增長，李揚表示，不要經濟一出現問題就進行調控，沒有想清楚問題就用大力氣去調控。在同一個領域中用相同的手段去反復調控，這種強措施、弱智慧的現象，今后應極力避免。
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中國證券報：建設新型城鎮化目標提出以后，不少地方提出了城鎮化率目標，掀起了新一波投資建設高潮。你對新型城鎮化是如何理解的，它是否是未來內需啟動的引擎？
李揚：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還是城鎮化。現在很多人把城鎮化當成一個增加需求的因素來看，這自然有道理，但在我看來，這種看法至少是片面的。新型城鎮化是要改變中國人的面貌和綜合素質，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改變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狀況，最終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
研究經濟的人都知道二元經濟，它指的是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或者說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這種二元經濟在發展中國家是普遍存在的。中國的特殊性在于，除了經濟意義上的二元結構，還有社會意義的二元經濟和行政意義的二元經濟。所謂社會意義的二元結構，說的是我國的全部人口被人為分為城里人和鄉下人，且兩類人自出生肇始便被打上不同的印記，并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務的狀況；所謂行政意義的二元結構，則指的是我國客觀存在著區級、縣級、地市級等等的級別，因而一提及城鎮化，人們首先就要考慮這會對自己所在城市的級別有何影響，或者可能造出什么級別的城鎮。總之，經濟、社會、行政、政治因素攪在一起，使得中國的城鎮化迷霧重重，因而很容易迷失了城鎮化的真正意義。（下轉A05版）
●城鎮化最終目標，就是徹底打破各種意義上的城鄉分割，最終不僅要縮小城鄉差別，更要整合城鄉，實現城鄉一體化
●只有在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城鎮化才是真正有效率的。這樣的城鎮化顯然同造城運動和房地產化風馬牛不相及
●城市產業發展狀況，特別是用新型工業化的指標來衡量的產業發展狀況，應當進入城鎮化和城市競爭力評價的視野
●中央對于城鎮化最近說得比較謹慎，絕不意味著城鎮化不重要，而是必須首先把它搞清楚才能動員全國上下去推動
●今后5至10年，經濟增長指標將維持今年一季度水平。調控政策要從倚重需求管理全面轉向供給管理，其要義是全面推進新一輪體制改革，創造并收獲新的改革紅利
我以為，在全面推進城鎮化之前，我們必須將所有這些問題梳理清楚，否則將貽害無窮。應當明確，我國城鎮化的最終目標，就是徹底打破各種意義上的城鄉分割，實現城鄉一體化。
中國證券報：從實際情況來看，一些地方對新型城鎮化的理解還有偏差，或者沒有擺脫“房地產化”、“造城運動”的舊模式，或者過分強調城市人口率，“趕農民上樓”。城鎮化的核心應該是什么？究竟怎樣來衡量城鎮化水平？
李揚：衡量城鎮化水平不能僅看有百分之幾十的人住在城里，有多少住在農村。城鎮化最終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中國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自新中國建立始，我們就造就了城鄉分割的制度。改革開放之后，城鄉差別曾有所縮小，但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大規模工業化開始以來，城鄉兩極分化轉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城鄉差別成為中國所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對于一個現代社會而言，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縮小城鄉差別，更要整合城鄉，實現城鄉一體化。
從國際經驗來看，農村落后問題的最終解決，高度依賴于工業化和與之相關的城市化。換言之，令我們長期頭痛的所謂“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關鍵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深入發展。反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也需要有高度發達的農村予以支撐。最近，習近平同志在談及城鎮化時，就曾深刻指出：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促進城鄉區域共同繁榮。農村發展水平高了，城鎮發展水平也會提高，城鎮發展水平高了，人們就不會都擠到大城市去。”這一指示，無疑勾畫出了我國城鎮化的綱領。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有一些省份，例如廣東，在制定本省城鎮化規劃時，已經超越了那種局限于城市自身的發展來談城鎮化的傳統思維，明確地將之上升為本省的城鄉一體化方案了。
與城鄉一體化互為表里的是公共服務均等化。我認為，只有在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上，我們的城鎮化才能真正是有效率的。現在情況下，人們為什么要到城里去，要削尖腦袋變成“城里人”，是因為城里人可以享受到鄉下人得不到的公共服務，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養老等。如果所有的公民，無論城鄉，都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那么，他們向城市聚集，就僅僅考慮的是生產要素與產業在空間上的優化配置，是通過要素的集中，創造聚集效應，借以提高經濟效率。這樣的城鎮化顯然同造城運動和房地產化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證券報：如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理解和明晰城市發展的產業支撐？
李揚：城鎮化過程中需要強調產業發展引領問題。城鎮化要由產業發展帶動，應遵循“產業發展——就業增加——人口集中——城市發展——產業發展……”的道路，總之，應嚴格遵循先有市，后有城的發展邏輯。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城鎮化，產業發展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城市是生產要素聚集的地方，這種聚集，將產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我覺得，城市的產業發展狀況，特別是用新型工業化的指標來衡量的產業發展的狀況，應當進入城鎮化和城市競爭力評價的視野。
調控轉向供給管理
推進新一輪體制改革
中國證券報：面對一季度經濟增速放緩，地方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今年有20多個地區把經濟增長目標定為10%以上，在換屆年一些地區又出現了投資“大干快上”的情況。也有的地區在調結構等措施影響下，經濟增速回落，但往往羞于談及，甚至擔心影響政績，打算走回頭路。要實現新型城鎮化發展目標，地方對經濟發展應該有怎樣的心態和思路？
李揚：在我看來，今后5至10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各項指標大約將維持在今年一季度的水平上。換言之，經過長達30余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經進入結構性減速時期，無論是我們的產業結構還是經濟要素結構，都將只能在無通貨膨脹的條件下，支撐一個7%-8%的平均增長速度。這一判斷聽起來不那么令人振奮，但是，考慮到結構性減速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提供了新的壓力、動力和機遇，特別是，利用這一壓力，我國的經濟運行將全面轉移到尊重規律、重視質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續的軌道上來。沿著這一發展軌道前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被壓去水分，更為真實，從而會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總之，比過去稍慢但質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長速度，恰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也恰為我們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實的物資保證。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贊成目前出臺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更何況，今年以來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事實上均已走上了擴張的道路。
迄今為止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與由趕超發展戰略決定的GDP至上的激勵機制有關。在趕超發展階段，宏觀上對經濟增長的強調落實和分解到地方政府，就是以GDP為核心的考核指標體系。
在這種激勵框架下，地方政府事實上扮演著準企業的角色。一方面，它們直接出資成立諸如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等地方投資機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另一方面，它們又通過壓低土地價格、變相稅收減免、政府信譽擔保等方式，影響和引導轄區內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間接實現其投資意愿。
現行財稅體制的安排，則從經濟利益上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投資和經濟擴張沖動。我國財稅體制長期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稅種結構及其分成比例不合理，地方缺乏適合經濟發展需要的主體稅種，過于依賴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加之與建設項目掛鉤的專項轉移支付占比較大，導致各地及其企業出現了投資饑渴癥，熱衷于鋪攤子上項目，不計成本，粗放發展。
此外，資源稅、消費稅、耕地占用稅、排污稅費等不配套，發展清潔生產方面的鼓勵性和懲罰性財稅政策不完善，對資源枯竭地區發展接續產業缺乏預先積累財力的防范機制等，也制約著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在各種因素疊加下，地方政府間的過分競爭，必然導致產業結構扭曲且難以糾正，產能過剩嚴重且愈演愈烈，環境污染普遍且由微而著。
調控中“強措施、弱智慧”的現象今后應極力避免
中國證券報：舊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中央也明確提出了更加追求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在實現新型城鎮化目標的過程中，如何實現沒有水分的增長？
李揚：我注意到，中央對于城鎮化問題，最近說得比較謹慎。這絕不意味著城鎮化不重要，而是相反，它太重要了，重要到必須首先把它搞清楚之后才能動員全國上下去推動的程度。過去一段時期，我們的經濟一出現問題就進行調控，沒有想清楚問題就用大力氣去調控，在同一個領域中用相同的手段去反復調控，這種強措施、弱智慧的現象，今后應極力避免。中國現在面臨的情況日趨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在采取任何政策之前都要認真調查、仔細研究，謹慎決策。
實現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關鍵是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當務之急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認識并尊重市場經濟規律，重視價格機制對經濟的調節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與此對應，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也要從倚重需求管理全面轉向供給管理。我們所說的供給管理，指的是以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為要義的體制機制改革以及相應的政策安排。一方面，我們要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市場競爭，讓它們承擔其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致力于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顯然，宏觀調控轉向供給管理的要義，就是全面推進新一輪的體制改革，創造并收獲新的改革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