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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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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都談到，去年我們的城鎮人口是6.91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雖然這個數字大家說有農民工，但是盡管農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比較低，但是這個數字還是城市化的數字，只是不完整的城市化數字，半城市化數字，由于我們的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結構的變遷，表明了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
未來5到10年，將是中國實現由鄉村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
我們講了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那么什么是城市型社會？我們從五個方面的標準來看，一是城鎮人口標準，城鎮人口要超過農村人口；二是空間形態標準，城市經濟占據支配性地位；三是生活方式標準，城市現代觀念、生活和消費方式占主導地位；四是社會文化標準；五是城鄉標準。在五個標準中，假如城鎮人口標準是最為重要的核心標準，假如我們按這個標準，我把城市型社會的演進分為四個階段：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和完全城市型社會。從我們國家的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來，從去年的情況來看，我們的三個直轄市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80%以上。超過60%的有4個地區：廣東、遼寧、浙江、江蘇。其它的也有超過50%。我說這個意思就是按人口城鎮化率的標準來說，單從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我們現在國家、中央的政策還沒有轉移過來，我們每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農村問題，每年都開農村工作會議，但是我們對城市的問題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當然農村更重要，我們對城市的關注沒有引起中央、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所以我們想，未來5到10年是中國實現由鄉村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當然我們現在講，我們從人口上進入到了城市型社會，但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城鄉協調標準，離城市型社會仍具有較大的差距，所以我把它稱為初級的準城市型社會階段。假如未來中國的城鎮化以每年0.8-1.0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屆時中國將整體邁入中級城市型社會，所以我們說未來5到10年，將是中國實現由鄉村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有四個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推動農民市民化、提升城市品質、推動城市產業升級、推進城鄉統籌協調。
未來的重點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
要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雙重轉型，根據我們的研究，5000美元進1萬美元是工業化的兩個轉折點。5千美元以下的時候工業增加值比重趨于不斷增加，5千到1萬主要工業增加值比重大體保持穩定，超過1萬美元，工業增加值比重趨于下降。從中國的情況來看，下一步工業化的重點主要是依靠產業升級來提高我們工業化的質量。有專家認為，我們是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但是我們認為現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基本協調，核心問題是城鎮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所以我們覺得下一步應該由工業導向的城鎮化轉向服務導向的城鎮化。
從發展水平來看，目前中國絕大部分城市人均GRP進入5千到1萬美元，已經有一批城市，比如說深圳、廣州、上海、北京、蘇州等城市，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所以我們覺得，今后中國的城鎮化重點主要是提高工業化質量，促進城鎮化的產業升級，尤其是深圳、廣州上海等城市未來的發展就是高端化和服務化。當然這些大城市，面向都市圈有一個新型的產業分割問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的中心區，采取“啞鈴型”發展戰略，即“控制兩頭、甩掉中間”，發展制造業主要發展高端制造業，這樣通過控制產業鏈的高端環節，從而利用很小的資源來控制產業鏈。從城鎮化轉型來看，我們認為，未來中國的城鎮化主要是提高質量。因為過去我們有一個誤區，說城鎮化率在30%到70%的時候是城鎮化加速的時期，這是一個錯誤。實際上30%到70%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期，而不完全是加速的時期，50%是一個拐點。從去年的情況看，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的拐點，這表明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從過去的加速轉變為減速，未來的重點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
要實現多元化的產業升級戰略
最近我們在組織編制參與國家的全部工作規范綱要，核心思想就是多中心的網絡開發，我們過去80年代我們的產業發展靠珠三角、長三角，往后再靠他們來支撐肯定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構建一批新的國家級的增長極，我們把他們分為三個層次。世界級，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京津翼、長江中游；還有國家級的、中原、山東半島、海西、遼中南、成渝等等；還有區域級。對工人的定位應該更高，形成差別發展。我們想，假如在多元發展區域競爭格局能夠形成的話，未來中國經濟在15到20年之后，要保持繼續穩定高速增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未來要更多依靠中西部地區來支撐經濟的增長。
要實現差異化的城市產業升級戰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向特色化、專業化發展
現在中國的資源配置是一種典型的行政資源配置的傾向，我們的資源在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高度集中，在向省會城市、首都、副省會城市高度集中，兩個集中帶來的資源的極化效果產生了兩方面效果。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出現了大城市膨脹病，我們北京有強大的吸納能力，但是缺乏承載能力，資源、環境、交通都會出現緊張。相反根據我們的調查，現在的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小城鎮在衰落，數量在減少，比例在減少?，F在是一個倒金字塔形，恰恰和世界規律相反。這些地方有資源環境的承載問題，但是沒有吸納能力，原因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太落后、缺乏產業支撐、鎮區規模太小。
未來，對大中小城市，我個人認為應實現產業的差異化。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向高端化和服務化方向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向特色化、專業化發展。為了引證我們這個觀點，最近我們做了一個測算，把成本分解為隱性成本和顯性成本，顯性成本就包括稅收等等，隱性成本就是不能用肉眼看到的成本。根據這個研究我們發現，顯性成本指數和你的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陰性成本是負相關的。但是我們同時做了另一個調查，發現隱性成本是決定城市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關鍵。高端制造業對顯性成本不敏感，但是對隱性成本很敏感。這就能說明一個問題，像北京、深圳、廣州、上海這些城市適合發展高端產業，制造業也是高端制造業，而不應該發展那些中低端的產業。
實行農民的市民化要與產業升級聯動
現在大家都談到農民的市民化程度很低，包括農民工的市民化，從農民工的市民化來看，我們現在外出農民工1.59億，絕大部分都在城鎮，相當于城鎮總人口的23%，這些人的市民化很低，根據現有的統計，我們現在的城鎮人口中有27%屬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再一個就是本地農民的市民化，實際上我們現有城鎮人口的統計中有大量的農業人口。根據我們六普的統計，農業戶口是46.5%。所以我們覺得，未來的市民化是關鍵。一方面我們進城農民的數量很大，根據我們的估計，假如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有1千多萬人要進來。2030年以前還有2億多人要進入到城市里，加上我們現在沒有市民化的農民，加起來未來有4到5億農民要實現市民化。根據我們的測算，假如就討論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農民市民化的成本至少是人均10萬元。剛才林凌教授說成都是20萬，假如我們4到5億的農民要市民化，全國加起來要40萬億到50萬億的成本。我認為單純靠政府是不可行的，所以要用多元化分擔機制，這里面農民哪來的錢？很關鍵的就是讓農民帶資進城，農民在農村有房產、宅基地等，將這些資源轉變為資本，再將資本轉變為可以兌現、可以抵押、可以流通的資金，讓農民帶著這些資金進入城市，使農民能夠在城市安家落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