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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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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湖北省天門市岳口鎮的漢江邊上，那里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我的父親是不辭勞苦的個體司機，母親是勤勞的家庭主婦。在這種傳統樸實的家庭中成長，我的人生顯得平平坦坦，按照預先設計的軌道，我從小學念到中學、再到大學，生活波瀾不驚。直到2002年有了北京之行，我的人生才變得與眾不同。
在京實習讓我喜歡上這個城市
2002年，我就讀于湖北大學新聞系。按照學校的安排，大四那年我們有半年的實習期，我們的實習單位基本是湖北省的幾大媒體，比如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武漢晚報等。這也是學校為我們畢業后找工作做鋪墊，因為在那個時候，按照通常慣例，在這些單位實習后的大學畢業生基本能留下來。
可我卻有顆不安分的心，我在大學三年時間里先后在天門人民廣播電臺、武漢晚報實習過，還有一年就要大學畢業了，我想去外邊看看，特別想見識一下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北京的媒體。恰巧班上在北京有關系并找好實習單位的同學到北京實習，我就決定隨行。
我知道，如果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父母，他們肯定會反對。因為我在北京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女孩子出遠門做父母的肯定不放心。更何況，在我的父母看來，家里沒有任何背景和關系，我能在湖北的大媒體工作也就很不錯了，找工作不要有太高的奢望和不切實際的幻想。
可我當時去北京的愿望太強烈了，以至于我擅自作主，準備先斬后奏。于是，我瞞著父母從親戚家借了八百塊錢。我有了進京的盤纏，就到火車站排隊買票。那時正值暑運高峰期，好不容易買到一張從漢口到北京西的站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車出遠門，一個晚上我整整站了12個小時。盡管我身心疲憊，但能來到首都北京，我不免有些興奮。
不過，欣喜很快被所要面對的困難所代替。最大的困難是沒有住處，我暫時住在通州喬莊一個同學租住的房間里，當時他們三個人合租了個兩居室。我沒有實習單位，就跟著我的同學進了光明日報。每天早上，我們坐車從通州到四惠，再換車去單位；晚上，我們再換車回到通州的臨時住處。
一個星期后，我們在網上找了一間位置不錯的平房，正對著SOGO崇光百貨，但屋里特別簡陋，只有一張高低床和一張桌子，月租金五百，我和同學兩人平攤，壓力不算大。最值得欣慰的是，房子離實習單位才幾站地，省去了每天來回坐車再倒車的一路奔波。
由于沒有事先聯系，報社沒有安排實習老師帶我，完全靠自己找線索采訪寫稿。兩個月，我費了很大周折采訪寫出來的稿件幾乎滿足不了要求，見報的文章很少，連學校安排的實習任務也完成不了。我開始后悔當初來京的選擇，怪自己太天真、太武斷，經常晚上睡在被窩里偷偷地躲著哭。
由于我手頭帶的錢快用完了，也不像我同學有稿費來源，在魚米之鄉長大的我不得不開始吃面食。在我們家鄉到飯館點菜吃飯，米飯是免費的。但在北京卻不一樣，一小碗米飯就要一塊錢，一個素菜也得七八塊。不過，面食相對便宜，一個包子不到一塊錢。那時，我一個星期能吃上一頓米飯就算很奢侈了，真懷念家里做的飯菜。
當我覺得呆不下去了并準備打道回府時，我人生的導師出現了。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光明日報科技部的葛宗漁編輯，也就是我的實習老師，她的出現好似我的救命稻草。在工作上，葛老師對我嚴格要求，耐心指導，告訴我如何策劃選題采訪、教我排版。有了葛老師的指導，我的稿件不斷見諸報端。在生活上，葛老師待我更像親人一樣。北京的冬天比武漢來得早，有一天早上到報社，她見我穿得單薄，二話沒說就下樓給我買了件衣服。她還到我租住的平房去看我。有一次，我生病了，由于怕家里擔心我沒敢告訴父母，葛老師知道后當即取出五千塊錢讓我去看病，這讓我永生難忘。在科技部實習的半年時間里，我領略到國家級媒體人嚴謹求實的作風。特別是那里的工作氛圍讓我一下子喜歡上了北京。
在京的實習期一眨眼就過去了，我超額完成實習任務回到了武漢的學校。由于我半年多時間一直在北京實習，錯過了湖北和武漢媒體的招聘。但我并不覺得遺憾，畢竟在北京實習期間我收獲了很多很多。
大學畢業時間一天天臨近，按照學校的規定要是沒有接收單位，畢業生的戶口和檔案就打回原籍。形勢所迫，我隨便找了個單位，將戶口落在了武漢。
我的人在武漢，心卻還在北京。特別是在光明日報科技部的那段時光，讓我念念不忘。但我知道，一個本科生要在北京的國家級大報立足是很難的，我默默地關注著北京其他都市類媒體的動向，等待著合適的機會。
我在北京有了第一份工作
2004年1月初，我從網上看到華夏時報社的招聘通知，很快郵寄了簡歷，靜靜地等待通知。1月下旬，我就接到了筆試的通知，那時離春節沒幾天了，從武漢到北京的火車票已經售空。
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恨不得長了翅膀飛到北京。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張春節后的火車票。我在心里已經計劃好了，這次去北京就破釜沉舟了，即使華夏時報不能如愿，我可以去找別的工作。畢竟我在武漢工作了一年多，手頭有了些積蓄。但我父母認為，這樣貿然去北京風險很大。特別是我的戶口、檔案關系都在武漢，他們擔心我以后退休了沒保障。
“要是我現在不出去，以后再想去就沒那么容易了。”我沒有試圖說服父母，只是自己嘀咕著。屋子里分外沉默。我聽見父親在嘆氣：“要是我們做父母的有點本事，孩子就不用這樣吃苦了。”我的母親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淚，她不放心我一個人出去闖蕩。
2004年1月31日（農歷正月初十），我辭去武漢的工作，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到了北京，經同學幫忙，我在農業大學附近租了個單間，按天收費，一天30元。說是單間，其實是個隔斷，隔壁有什么動靜都能感覺到，空間小得只夠放一張床，但不管怎么說，至少讓我有了個落腳的地方。
當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給報社打電話時，對方說招聘已經結束。我很不甘心，告訴對方因為買不到北京的火車票錯過了筆試時間，并表明我已經辭了家鄉的工作，一心想到北京發展。
對方很爽快地說：“你四點前過來吧。”當時已經是下午兩點。我馬上查了地址，報社在月壇北街，如果坐公交車再換乘地鐵，時間恐怕來不及，我二話沒說收拾好簡歷、出門打了輛出租車。
四點前，我趕到了報社。面試我的張姓副總問了我兩個問題：“你從哪里過來的？現在住在哪里？”我說：“我從武漢辭了工作過來，已經在農大附近住下。”
當得知我自己租的房子時，他說：“你明天來上班吧！”我當時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沒有經過筆試，也沒有新聞方面的面試問題，我就能上班了。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一出報社就給家里打了個電話，告訴他們我被報社錄取了。
事后，這位領導才說：“你從外地過來，并沒有問我報社的地址，自己直接找了過來，說明你具備一個記者的素質；自己辭了工作，到北京后就找房子住下，表明了你的決心和勇氣。”說實話，我一直從心里感激這位領導，沒有他的網開一面，我或許不會那么容易進入北京。
2月的北京，風寒料峭，我租住的單間沒有暖氣，晚上睡覺時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再裹上被子也覺得冷得刺骨，根本沒法入睡。于是，我在離單位不遠的新文化街找了個地下室，一個單間每月五百元，暖氣很好，價格也能接受，而且有屬于自己的空間。那時的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我們的工資和自己的工作量掛鉤，我每月到手的工資有三千多塊錢。我咬咬牙用兩個月的工資買了個照相機，這樣出去采訪我就不用為聯系不到攝影記者而發愁了。
在我工作半年后，報社遷到了東三環南路，我也跟著搬家。我從網上合租了呼家樓（現在的央視新址）的兩居室，一間八百元。雖然每月租金比以前多了三百，但居住條件卻大大升級了——從地下室搬到了樓房。
這年春節，我因為沒有買到火車票，第一次沒有回家過年。聽到屋外的鞭炮聲，身處異鄉的孤獨感油然而生。在除夕夜，我給家里打了個電話，弟弟說：“你沒回來，媽媽又偷偷地流淚了。”到北京工作整整一年，我一直沒回過家，真想回家和我的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團聚。平時工作時我總盼著有假期，可春節那七天真是難熬。同事同學都回家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聽聽收音機、看看書。
進入地產領域成為我工作的轉折點
2005年，是我在華夏時報工作的第二年，也是我工作的轉折年。我從華夏商務新聞部到了華夏地產周刊，成為了地產媒體人。
在我為找新聞線索而發愁、每天漫無目的跑CBD時，我人生的又一位導師出現了。一天，華夏地產的蔡主編找到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加盟地產周刊。我很愿意去嘗試，但我擔心自己地產方面的知識欠缺、怕勝任不了工作。蔡主編的一番話打消了我的顧慮：“我最看重的是人品。首先，做人很關鍵，其次才是知識，而知識可以通過實踐慢慢學習和積累。”這樣，我進入了陌生的地產領域。
那時北京的房地產發展正如火如荼，我在華夏地產的收獲也很多，除了地產知識的積淀、選題的策劃、活動的組織，更為重要的是為人處事。“先做人，后做事。”“事情做好了，金錢自然來。”“笨鳥先飛”……這些諄諄教誨，讓我一生受用。
在華夏地產的那段時間雖然短暫卻很有意義，經歷的事總會歷歷在目，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只會埋頭采訪寫稿的我居然簽了人生的第一 單。我們策劃了一期關于大型社區配套的專題報道，我和北京城開集團約好了采訪，不湊巧的是采訪那天下起了大雪。本來約好上午10點，由于我不熟悉路，加上雪天不好走，我在城開集團辦公所在地的那個大社區兜了一個大圈，最后一邊問路一邊走，11點才到目的地。
站在采訪對象公司的大門口，我遲疑著沒有進去。我為自己的遲到而心里充滿愧疚，因為主編總對我們說：“采訪千萬不能遲到，這是對采訪對象的尊重。寧可我們等著，也不能讓對方等我們。”按照主編的做事風格，無論和誰預約，他至少要早到5分鐘。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給主編打了電話，問是否還要進去采訪。一向嚴厲的他在電話里沒有批評我，而是說因為特殊原因遲到沒關系，你冒著大雪去采訪會讓人永遠記住的。這些話是安慰也是激勵，我的心里一下子釋然了。果然，對方很愉快地接受了采訪，還安排我吃午飯，更讓我想不到的是后來城開集團還給了我們四萬五千元的廣告支持。
接下來的幾年，我輾轉了幾個單位，但一直沒有離開地產行業，工作忙碌而充實。有朋友建議：你做房地產方面的報道應該認識不少開發商，還不如給自己買套房子。當時，東三環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七八千。我那時沒有買房的意識，而且感覺租房子住很好，一來租金自己能承受，二來房子不合適了可以隨時換。只要單位換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租房，節省了時間和精力，我樂在其中。
安家北京，置業北京
2008年4月，漂在北京的我終于登記結婚了。我們屬典型的“裸婚”一族，婚房是租住的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我老公是北京集體戶，能申請經濟適用房，于是在買房方面我們沒有太著急。
在買房一事上，讓我思想發生轉變的是那年10月，我到醫院檢查發現自己懷孕了，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沒有孩子搬家住到哪里都可以；可一旦有了孩子，就應該給孩子一個穩定環境，不能拖家帶口地到處遷徙。
于是，我們開始為經濟適用房而忙碌。依照住房保障辦的條件，我們不能申請經濟適用房，不過可以申請限價房。這讓人能接受，畢竟當時的限價房比商品房的價格低一半。我老公的材料準備齊全了，在我這里卻卡殼了，由于我的戶口在武漢，我必須拿著申報材料回武漢開無房證明，更讓人郁悶的是，我還得到戶口遷出地開具無房證明。我的戶口是大學畢業后直接從學校遷到武漢的，我當時所在的大學沒法開具這個證明。讀大學期間我怎么可能在學校有房子呢，這不是明擺著設條件嘛，我們買限價房的計劃就此擱淺。
2009年6月，我提前一個月休產假。在家呆著無聊，我就開始從網上找房、找中介公司看房。那時正值金融危機，三環周邊二手房40平方米的一居室總價75萬。國家調控房價的政策頻頻出臺，我們對房子降價抱著很大希望，一直觀望著。
7月初，離預產期還有半個月，我回到了老家。孩子出生了，沒有上戶口，主要是我老公單位的集體戶不能讓孩子落戶。我也不愿意讓孩子的戶口跟著我上到武漢。不是我對戶口太在乎，主要是在現實面前我不得不低頭。我們要在北京發展，如果孩子的戶口不在北京，以后上學、就醫等都很麻煩。
2010年初，我的產假期快結束了，我帶著孩子回到了北京。當我再去看房時，僅半年時間，房價又漲了，三環周邊一百萬的房子已經沒有了。我們手頭積蓄不到30萬元，意味著首付也不夠，還得借款。我們在籌錢的時候，房價還在漲。但為了孩子的戶口，我們鐵定心了要買房，而且必須在短期內盡快買到房子。只有買了房子，我老公的戶口從集體戶遷出來，孩子就能跟著上戶了。
那段時間，我們瘋狂地去看房，連地下室也去看過。最后，通過房產中介公司在四環外找了一套總價在一百萬元以內的二手房。由于第一次買房沒有經驗，加上買房心切，在簽買房合同時，我們吃了不少虧。我們開始給銀行還貸了，但房主推遲騰房，我們買的房子住不了；房子過戶了，但房主借口說孩子升學，戶口遲遲不遷走。
2011年初，我們好不容易才搬進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進家門的那一刻我居然沒有一點欣喜。房主事先說好留下來的熱水器、衣柜、家具等都搬得一干二。由于當時只是口頭協議，并沒在合同中體現，我們只能吃啞巴虧。后來，原房主把戶口遷走了，也不和我們說一聲，可謂機關算盡。通過買房，我們也吃一塹，長一智。
現在，除了當時買房找親戚朋友借的錢，我們每月給銀行還貸兩千多元，和租房子住的租金差不多，沒覺得買房后有太大的壓力。今 年九月，孩子如期上了北京市公辦幼兒園，而且，孩子上戶后醫保也順利辦下來了，解決了我的心病。
因為我在北京買房了，而且孩子是北京戶口，我在武漢的同學對我不無羨慕。我在想：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羨慕別人的生活。或許，他們知道了我的這些經歷，會有別樣的感慨。在我看來，這些經歷將成為我人生中莫大的財富。
一晃十年過去了，我也算得上是北京常住居民，可我的戶口沒在北京，我不得不面對人戶分離所帶來的諸多不便，比如，當初要給孩子辦準生證我特意回武漢找計生部門開具生育證明，每年我定期要去派出所登記暫住證，辦理社保要回老家取戶口本，就連辦信用卡也得提供戶口所在地的座機電話……盡管如此，我對未來的生活仍然充滿希望，為了心中的理想我還要繼續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