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些建議缺少現實可行性,就失去了議政的意義。不能很好地參政議政,可以說是不稱職的體現。而不稱職,用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的話講,“意味著67萬人缺席”。 朱在《人民日報》撰文稱,一個代表或委員,作用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可能碌碌無為,也可能大展宏圖;可能積極履職,也可能敷衍了事;可能用心準備議案、提案,也可能不費腦筋交白卷;可能暢所欲言、建言獻策,也可能沉默寡言,高高掛起。而這個不同,就看有沒有強烈的“角色意識”。
這話說到了點子上。我們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把這個頭銜當作一種榮譽,或者獲取資源的手段,或者一種獎勵,而沒有明確意識到這是一種責任,自己是選民的利益代言人。角色意識不強,也就不會努力地去做好代表或委員,為“選民”說話。
角色意識的缺席也與人大和政協的制度設計出現偏差有關,沒有完全實現“人民代表為人民”。這就使得被選出和推薦的代表委員,一方面其參政議政能力可能不高,無法有效履行職責;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大真正可能為民眾代言,因為他們連民眾是誰都不清楚。再加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并非專職,而是業余兼做,很少有時間沉下去調研,準備議案提案,可又為了顯示自己關心公共利益,因而出現上述雷人建議和雷語也就不奇怪了。
兩會中,還有少數“三無”代表委員,即“無提案”、“無想法”、“無反對”的代表委員,他們上兩會,似乎只是出席、鼓掌、接受采訪而已,如網民所言,是“來打醬油的”。無提案議案尚可理解,不是每個代表和委員都要帶著議案提案上兩會,沒有建議硬要寫,也是“為賦新詩強說愁”,質量不會很高。但這些“精英人士”,對事物總該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并且應該善于和勇于表達。
這就涉及到另一問題,即兩會要有真正的討論和辯論,發揮“議會”的辯論功能。目前我們討論的氛圍不足,辯論尤其缺乏。代表委員們雖然也作發言,但基本是表態式的、學習式的或感受式的發言。談點感想,表個態,說些正確的廢話,難道就算盡到了一個代表委員的職責?
隨著民眾參政議政意愿和能力的提高,隨著兩會的透明度越來越大,人們對不稱職的代表的容忍會越來越小。他們的存在,直接影響到兩會的質量和人們對兩會的觀感。
要提高代表委員的議政水平和兩會質量,必須加強代表委員的角色意識,角色意識的樹立,一靠個人自覺,二要從外部進行監督。更重要的是,還要改革代表委員的遴選機制,并對他們進行必要的表達和履職能力的培訓。最后,還要加強兩會的辯論性,它會有效的激發代表委員們的履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