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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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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將在位于上海最東南、距離市中心約八十公里的臨港地區“建立特別機制和實施特殊政策”，三十條實施細則同時公布。依據有關政策，未來五年， 臨港新城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力爭達到1800億元，最終目標是將該地區打造成高端制造要素高度積聚，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高效聯動的“智造城”。
上述政策的推行，預示著臨港新城的發展將進入快車道，這也不失為上海城市建設多中心布局的一次大膽探索。此類探索由來已久，2001年國務院批復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便明確了上海布局多極化的方向，其后，徐家匯[8.45 -2.65% 資金 研報]、花木、五角場、真如四大城市副中心迅速崛起。而臨港新城發展模式，與徐家匯等傳統的城市副中心相比，具有更濃厚的衛星城色彩，即在城市之外構建一個新區，空間調整、人口分散和產業轉移的意向鮮明。
其實，無論是打造副中心還是建設衛星城，在城市化進程中都具有雙重意義。它既表明了城市化進程提速，大城市與特大城市不斷涌現，甚而過度膨脹；也是人們為緩解人口密集、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住房擁擠等“大城市病”所采取的應急舉措。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但文明的發展又會給人類造成許多困惑。這條悖論歷來是城市社會學研究的立論基礎。如果將副中心、衛星城等視作克服“大城市病”的某劑藥方，那么比之以往“單中心”的區位模式，它無疑更有效也更可取。“單中心”又稱“同心圓模式”，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朗索提出。在這個模式中，城市是一個圍繞中央商務區的巨大圓形，人們在中央商務區工作，在城市外圍生活。放射狀的空間布局使得人們早晨往中間趕，夜晚往邊緣走，交通擁堵，熱島效應隨之產生。
研究全球城市化進程可知，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乃至更晚，“單中心模式”依然是各國城市發展的主導理論。因為在城市人口向1000萬級突進的過程中，解決城鄉隔離問題總是被優先考慮，人們對聚集的沖動易使他們忽略由此帶來的麻煩。或許，這可算作人類在城市化過程中不得不走的彎路。
而當這條彎路綿延到行人止步的窘境，尋求轉身就成必然。當2000萬級成為人們衡量世界特大城市的標準時，“聚集之后的分散”便是無奈的選擇，多中心城市布局理論應運而生。在大的城市空間范疇內，形成幾個等級相同的人口聚集點，分別承擔不同的功能，形成區位上的互補，消解熱島效應。
多中心城市布局，往往與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相適應，是與第三產業逐步替代第二產業的歷史進程相匹配的城市空間形態。由于城市功能的拆解與分散，它能較好地解決人們就近工作的問題，原來的“大城市病”也因之治愈。譬如，在實踐多中心城市布局的理念后，東京的交通問題、倫敦的環境問題、紐約的治安問題和墨西哥城的階層對立問題，都有所改善。相信，隨著臨港新城等一批衛星城的崛起，上海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潛能也將得以釋放。
當然，城市發展決不僅是一種與人類無關的外在物，更不僅是住宅區的組合。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理論指出，城市包含著人類的本質特征。根本而言，城市是人類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如果城市在視覺上所展示的只是雄闊的外觀、鋼筋混凝土的森林，顯然是不夠人性的，它代表著一種權力凜然俯視的造城心態。
必須指出的是，受傳統文化影響，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些城市在其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同心圓模式”仍處于支配地位。事實上，這種只有集聚沒有分散的發展路徑，非但沒有體現出人口與資源集中的優勢，反而使大城市病狀不斷加重。如首都北京的城市布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沿襲著環狀擴張的攤大餅模式。如今城市外圍交通已拓至六環，傳說中的七環甚至抵至城市所轄各縣。然而就實際效果而言，北京的交通問題仍未得到改善，“首堵”仍是北京的哥自我調侃的焦點話題。與此同時，北京的環境、房價、教育等民生難題也不時困擾著城市管理者。
文化學者在探討北京與上海時，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之別是首選視角。一般來說，政治中心在空間布局中傾向于“單一中心、單一功能”的集聚模式，而經濟中心則愈來愈傾向于各種城市功能與社會要素的分工與互補。但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城市，它最終要解決的是人們的生活問題，這里左右人們最直接的是生存體驗。城市之大，體現于它的外觀；但城市的偉大，卻由生于斯長于斯的每個人的感受決定。城市需要發展，但如何發展、怎么布局，更費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