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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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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農民工“早退”與農民工漸進市民化的問題，我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研究成果。國外很多人唱衰中國，包括現在討論比較熱烈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這是因為我們正好處于這個階段。全世界從南美到東亞，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金以后，跨越10000美金就很難了。對我們來講，現在就面臨這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條件是，工資收入上漲快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我們要注意到，一方面，我們過去一直壓制工資上漲，這可能是不對的，因為這會影響到農民工的收入，但是如果過早地提高他們的收入，又可能會掉進福利陷阱，這可能也是不行的。因此，我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我們國家的整個發展以及競爭力的提高結合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了“民工荒”、工資上漲等現象相繼發生。有人質疑，是不是我們的競爭力下降了？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問題，我們經濟學界討論非常熱烈。一方面，2004年以后“民工荒”確實出現了，并成為一種常態化現象。但是產生了一種悖論：一方面出現了“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漲，農村沒有剩余勞動力了；但另一方面，眾多研究表明，中國仍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其測算數據少則4000萬，多則2億，大量實地調查也證明這一點。從現有土地、耕種水平來看，這個剩余勞動力也是存在的，因此，我們認為劉易斯拐點并沒有真正到來。
其次，農民工與農民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的工資差距。2003年以來，中國的農民工與農民的純收入之比始終保持在2倍左右。 另外，城市居民與農民之間的收入，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并且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目前還在擴大。此外，沿海與內地的差距也很大。為什么有那么多的農民從農村出來？就是因為城市的收入比農村的收入要高。
因此，民工荒現象不能單純地用人口紅利枯竭來解釋，因為現在勞動力還沒有那么“荒”，而是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仍然沒有到位。
目前，我們的城市化率達到51%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是有水分的。從發達國家城市化率看，美國城市化率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超過了50%，之后還出現了大都市化的發展趨勢。
盡管如此，農民進城的動力仍然相當大，特別是最近五六年時間。在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的背景下，大量農民工進城，又不能在城市待下去，導致農民工“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我們把這個現象稱之為“農民工早退”。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在發展經濟學里面還找不到，這是我們的特色，而農民工本身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這也就是說，我們還沒發展到農民工應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階段，他們就比較早地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導致了“民工荒”的悖論，即：一方面出現“民工荒”，一方面還有很多剩余農村勞動力；一方面農民、農業收入還很低，一方面出現大量農村人愿意往城里走，這是違反常理的。
我們為什么說他們“早退”呢？有幾個事實可以說明：
第一，農民工平均年齡低。在深圳，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年輕人，1500萬的服務人口，平均年齡只有19到30歲，大量工廠里都是17、18歲的工人。從全國情況看，平均年齡在41到50歲之間，50歲以上的務工人員顯著低于平均水平。
第二，短工化趨勢明顯。就是說，外出三五年或者一兩年左右時間人員的比例較大，五年以上的所占比例相當低。我們在重慶市巫溪縣返鄉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在工廠工作時間在三年以內的，占41.3%；3-5年之間的，約占30.4%；5-10年之間的，約占19.6%；超過10年以上的，約占8.7%。
第三，城市缺乏熟練老工人。按理講，一個城市的制造業、工業要有一定的傳承。德國、瑞士包括日本，他們的工業都很厲害，就是因為有傳承。再比如上海，為什么上海那么有競爭力？究其原因，也是因為有很多老工人，因為老工人在一個工種里面的技術是不斷提高的。而我國城市缺乏熟練老工人的直接表現就是在沿海城市普遍發生“技工荒”，甚至有人認為“民工荒”的本質是“技工荒”。
第四，回鄉農民工非農就業率低。數據表明，2004年回流勞動力中，從事農業的占78%，從事非農產業的占22%，以建筑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和零售業為主。就目前我們的調查看也是如此。
以上講到的是農民工“早退”的現象。實際上，造成農民工“早退”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農民工與市民的福利差別。為什么農民工在城里待不下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醫療、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與城市市民存在巨大的差距，這是戶籍制度導致的城鄉福利制度水平之間的差距，包括區域間的公共服務投入水平的差距等等。
第二，農民工人力資本積累受到影響。本身，農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員占百分之七八十。我們2010年在泉州做調查，包括新生代農民工調查，結果顯示，25%的人認為缺乏專業知識，學歷文憑較低的比例是26%，這是造成農民工“早退”的一個原因，這也表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新農村建設、農業收入的提高。我們在惠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調研表明，十一五以來，包括中央的轉移支付、農業收入的提高等等，某種程度上使得一部分農民工認為，回到農村比待在不是家鄉的城里要好，這讓他們“早退”了。
第四，沿海城市產業轉型升級。比如，去年深圳的富士康撤離，帶走了幾十萬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八大提出農民工市民化，并且提出“有序”轉移，我們認為，漸進市民化的進程是非常重要的。解決農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實農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務，同時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之所以要漸進，是因為過快的增長，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國家的競爭力，也就是可能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一種情況是福利陷阱，一種情況是使得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業化的陷阱，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導致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們認為，“漸進”解決，就是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有些要全面解決；有些可能要分步解決；有些要快一點解決，有些可延后點解決。
比如，從教育入手實現均等化，可能就是一個重大的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 我們認為，教育市民化就是義務教育的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加強義務教育由中央或省級統籌。要改革現有的招生、考試制度，允許所有考生在常住地接受教育，不光是高考，中考也很突出，這都需要盡快拿出時間表來。同時要改進現有教育的分配制度，包括財政投入、轉移支付，以及高校招生的指標分配?，F在都是行政主導，這就涉及到行政改革、資源改革、轉移支付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到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制度變革。
我的結論是：避免農民工早退，實現市民化，既可延長“人口紅利”，又是“改革紅利”，因此是最大的“內需”。
1、盡快為進城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可以使下一代及以后的農民工不再“早退”。相關的政策調整，已經刻不容緩 。
2、為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并不意味著要立即為他們提供與當前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樣高水平、全面的保障與服務。一部分保障可“雙軌制”，一部分保障可從“雙軌”并到“單軌”。
3、農民工子女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和異地高考），就是要盡快解決公共服務，盡快由“雙軌”并到“單軌”。
4、住房保障可以隨著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而逐步提供，養老保障可以隨著就業的遷移而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