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記者到豫東調研,有位大嫂說話風風火火;“叫俺進城也好,叫俺上樓也好,解決不了飯碗,解決不了生活,怕是不中!在家種地,到城里吃飯,那咋吃得起嘛!”一語道出了解決城鎮化的大問題。進城容易就業難。尤其在縣域城鎮,能否從農業轉移到二、三產業,是農民市民化的關鍵一步。(據《人民日報》李智勇報道)
城鎮化的關鍵一步是什么?是怎樣解決農民們的吃飯問題。自古都是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至關重要。而怎樣解決吃飯問題?二種要素的存在是我們面臨的客觀事情。一是如何讓農民從根本上解決吃飯問題,二是讓農民在解決好吃飯問題的同時如何發家致富。現在,有些地方在推進城鎮化上出現偏頗,那就是在家種地,到城里吃飯,從而增加了農民們的生活成本,形成新的社會矛盾。
城鎮化的關鍵一步是什么?是誰來種田的問題,是農民轉化成市民要從事什么產業來養家糊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改革的核心,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這種條件創造不了,城鎮化最終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導致大面積的農民陷入在更深的貧困狀況中,社會也將形成更加不平衡的貧富懸殊現象。這種結果是對執政的嚴峻考驗。
城鎮化應該是發展的趨勢,不管是從馬列基本原理上講,還是從全球形勢的狀況上分析,城鎮化應該是歷史的發展趨勢。但是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所占比例很大,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大面積的農民轉移成產業工人,是一項復雜且龐大的社會工程,且不說城市本身還在背著下崗工人再就業這個歷史包袱,這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是,城市每年還在產生大量的大中專畢業生尋求就業機會,角逐就業崗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從統計概率這個角度上講,人口的比重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比例始終呈現一定的比率,城市也不例外。
把農村全部變成城市的樣子,或賦予相當比例的城市功能,這是可行之路。如果從根本意義上取消農村,將農民全部轉移成產業工人,這雖是一條可探索的渠道,但充滿市場風險。
市場經濟從經濟原理上講,是一種競爭方法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城鎮化,有些因素還是要從制度層面上思考的,即把農民都轉移成產業工人,一方面企業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條件能否全部接收農民實現就業是一個疑問?另一方面企業在市場上的風險能力能否保障農民就業的持續性,如果企業大面積暴發經營危機,農民們向后退的路在哪里?是改革,本身就是一種探索,就充滿風險。我們搞轉型跨越,就應該從轉型跨越的層面思考問題,面對風險,我們才能運籌帷幄,不能讓經濟風險成為我們改革的陷阱。
城鎮化是什么概念?教科書對各國的論證各有表述,我國的城鎮化就要結合國情搞,就要貼近實際搞,更要從尊重人的角度上搞,對于已簡單的大拆大建搞出的所謂城鎮化,城建中過程中形成的高負債率且充滿風險不說,用所謂的高樓大廈等工程搞出的城鎮化,能轉移多少農民實現就業就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所謂城鎮化,最大的特點在于轉移農村勞動力。但這么個轉移法,需要我們從制度上深度思考,并從方法上完善制度,形成更加合理的格局,如給每個農民交納完整的養老、醫保等社會保險,使之享受市民待遇,用制度保障解決農民們的后顧之憂。但這樣做是否又會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問題呢?更主要的是這筆開支從什么地方解決呢?同時這樣做讓農民這個群體是否會成為一種高福利的群體呢?這樣做又是否會導致城市和農村形成新的貧富懸殊的差距呢?系列問題的形成不是一種簡單的社會問題,需要我們下功夫調研,問計于民,問計于市場,把改革從頂層上設計好,用以科學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這應該是我們的宗旨,也是我們的執政原理。
保障人民利益,讓人民分享改革紅利是黨中央的一貫主張。可一切問題有其本身的前提,這個前提是我們如何進行科學發展的頂層設計,讓改革成為我們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夢想之源,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多年中,我們的改革始終定位于基層,稟承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方針,改革開放也形成科學發展的格局。現在,我們將從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建設上進行頂層設計,這一歷史性開題是我們千古未曾進行過的探索,我們應該如履薄冰,謹慎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