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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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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鎮化需認識上端正方向，切中時弊，立足解決實際問題
必須看到，對城鎮化的認識，決定著城鎮化的命運。當今在大力推進城鎮化之時，最重要的是需在為什么推進城鎮化和怎樣推進城鎮化方面找準位置，端正方向，形成共識。
過去直至今天，對城鎮化的認識偏頗，不僅延緩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而且給今天城鎮化的實質性推進帶來了 “門檻過高”、“難度更大”的阻力。影響城鎮化推進的錯誤認識，具體地講有以下幾種：一是“國外的大城市都在向外圍發展小城鎮，因此中國不能發展大城市，只能發展小城鎮”；二是“城鎮化絕非人的城鎮化，城市化不是農民變市民”；三是“對農民實行‘兩棲類’的做法，進可攻，退可守”；四是“中國應著重發展三大城市群，有三大城市圈足夠了”；五是“農民工并不愿進入城市，因此，沒有必要讓農民在城市落戶”；六是用統計方法的修改推進城鎮化，出現了一年增長一個百分點。以上這六種認識和做法，不僅曾一度誤導著我們的認識，而且也左右著我們的行動。
例如，“兩棲理論”關于“農民在農村有地，又可漂在城市做工，進可攻，退可守，是保證社會穩定的最佳選擇”的說法，不僅害了廣大農民，也害了我們國家，不僅延緩了城市化，也阻礙了經濟發展。“兩棲”的結果是，一方面造成城市門檻越來越高，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農民工愈來愈望城興嘆。如果十年前就重視農民工入城問題，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讓億萬農民無法承受。另一方面造成了幾千萬的兒童留守農村，幾千萬農民工夫妻不能團聚，農村空巢老人越來越多，社會壓力越來越大。
“兩棲”的做法還造成農民工把艱難賺到的一點錢，不得不投資農村和小鎮去建房，既削弱了內需，也造成很多小城鎮的住房閑置和無用。
迄今，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程度，并造成城鄉差距拉大，諸多社會問題加劇，不能不說與以上幾種錯誤的認識直接相關。
因此，要確保城鎮化的順利推進，首先需要排除這些錯誤認識的干擾，要切中城鎮化時弊，明確城鎮化的概念，端正城鎮化的方向，把城鎮化作為一種使命和責任，立足于解決好包括三農滯后問題、內需不振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管理不順問題等，用好城鎮化機遇，落實好城鎮化戰略。
二、城鎮化必須以減少和分流農民為宗旨，將農民市民化作為城鎮化的指標和目的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眾多，人均耕地甚少，這是三農問題突出的源頭所在，也是農民勞動生產率過低和農民收入微薄的根本原因。要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就必須通過城鎮化道路，分流和減少農民，以此提高農業勞動者對土地的占有數量和提高城鄉兩方面的勞動生產效率。
城市既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城市因為聚集了文化、經濟、商品、信息、科技、金融和交通等，它不僅為人們創造財富提供了市場和方便，也為人們提供了分工效益和規模效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倫敦因為聚集了250萬人，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這就是說，只有絕大部分人集中到城市里進行勞動時，總的勞動生產率才能達到一個高水平。
不僅如此，城市的發展，人口的聚集，還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諸多服務行業、第三產業拓展了空間，創造了條件。事實證明，越大的城市，第三產業越發達，服務業就業崗位就越多。紐約有70％以上的就業崗位屬于第三產業。國內北京、上海三產所占比重高達60％左右，在國內數一數二，也是因為它們有著千萬人口的聚集所致。
遠在上世紀末，部分發達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已降到10％以下，美國2．44％、法國2．89％、英國1．9％、法國3．89％、加拿大2．83％、荷蘭3．7％、澳大利亞4．83％、以色列3．08％、日本4．78％、意大利6．16％、新加坡0．2％，韓國當時是最高的，農業人口占10．5％，但現在韓國從事農業的人口也已降到5％以下。我們作為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沒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不大量分流和減少農村人口，我們的現代化是難以實現的。
因此，受既得利益者的驅使，一些拒絕農民入城的觀點是錯誤的，還有說“農村勞動力遇到恐慌”的說法也是異曲同工所使然。為了壯大我國三產比重，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好“三農”發展和內需不振問題，就必須堅決做到城鎮化以分流和減少農民為宗旨，把農民變市民作為城鎮化的指標和目的。
三、城鎮化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重視頂層設計，搞好城市布陣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用好緊缺資源，促進沿海地區先富起來，我們重點推進了東部城鎮化的發展。當初雖然對東部投入比較有限，但由于當時土地和金融條件的無限寬松，再加上東部城市發展期間屬于賣方市場，促成了作為城市化內在動力的工業產業迅速崛起。尤其在推行市場經濟機制之后，東部便成了萬商云集之地。而后來中西部要發展時，不僅遇到了投資瓶頸、政策瓶頸、土地瓶頸，而且完全進入了買方市場，工業發展的艱難造成了城市發展的緩慢。2000年5月中國有662個城市，廣東、山東和江蘇分別擁有52個、48個和41個，這三個省當時各自擁有百萬人以上城市位居全國前三名，均超過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的兩倍多。同時這三個省人均GDP也位居中國前三名，而且人均GDP也是河南省的兩倍多。由此可見，城鎮化特別是大城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在推動區域經濟統籌發展之時，一定要從中國實際出發，重視城市的頂層設計，搞好城市布陣。根據我的研究，在做頂層設計時，一是需批判前面提到的“中國有三個城市群已足夠了的說法”，要使城市化的推進與區域發展相適應。二是城鎮化過程中，哪里發展大中城市，哪里發展小型城鎮，一定要因地制宜，區別對待。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周圍應重點發展小城鎮。我在美國洛杉磯和加拿大蒙特利爾調查過，這兩個城市周圍都有70多個小城市。在中國特大城市周圍大力發展小城鎮有充分的條件，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像河南、四川這樣人口十分密集而且有近億人口的農業大省，在今后二十年左右的一段時間內應重點發展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鎮，這樣的省均需建一批城市人口過百萬的大城市。三是頂層設計中，城市的發展一定要考慮人口基數，要按人口設城。現在很多人口超過500萬，甚至超過1000萬人的地級市，城市人口還沒達到50萬，這是急需引起注意和應該重點支持的。在整個頂層設計中，還要重視縣城的發展，原則上一縣至少設一市，只有這樣，城鎮化才能真正加速。四是城市化的頂層設計，一定要有基礎設施和項目投資緊跟上，城市的發展需要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設施的及時跟進。另外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并肩而行的，對進入頂層設計的城市布局，一定要安排項目支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投資一定要支持城市化的頂層設計，為城市化服務，與城市化結合。
四、城鎮化一定要讓副省級以上城市接納外來人口和改革戶籍制度
中國城鎮化的推進，關鍵是要解決副省級以上特大城市接納外來人口的問題。據資料披露，像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外來人口均在700萬左右，其中絕對多數是家在農村的大學畢業生和各行各業的農民工。這些由農村走出的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幾十年來，不僅為這些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已經長期生活在這些城市之中。例如我家一個安徽小保姆，20世紀80年代初，18歲就進北京了，后來結了婚，孩子都已經二十多歲了，仍然沒資格擁有北京戶口。
北京改革開放初時，三環路兩側還都是玉米地，而今已“攤大餅”發展到五環之外和跨入六環兩側地區，馬路、高樓、商場、學校、別墅、會所、公園、假山、人工湖、高爾夫場地占去了多少農田，但就是不接收外來的農村人口。從媒體報道中知道北京也進了一些人，如最近在北京買下40多套房產的龔愛愛，人不在北京，但卻可以在北京上戶口，又能兩次進行轉戶口，不知類似這樣的情況又有多少？此中進戶口的“難”與“易”，看來完全是人為的。
由于副省級城市不接納農民工和農村入城的大學生，導致了中國城市水平不是統計局給出的52％，而實際僅有35％。更可怕的是，在做教育統計時發現，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中，80％是農民的子女。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國家15歲以下的人口中，80％是農民，這意味著我們的城市化不僅沒有推進，而且是明顯倒退了。15歲以下的人口中80％是農民，我們該如何去應對？
副省級城市不接納農民工的理由是城市太大了、城市太擁擠，其實這只是一種借口。中國大城市的容積率要比很多國際大城市低得多。日本、韓國城市容積率是2，我國臺灣1．2，香港1．6，大陸僅為0．5，上海被認為是最擁擠的，現在容積率才0．8，比日本、韓國少一倍還要多。《文摘周報》不久前報道，日本東京的面積只有上海的1／3，而東京人口是上海的2／3。
由此可見，副省級以上城市不接納農民工和外來人口是沒有理由的。城市的交通擁擠不從管理上去努力，將其作為不接納農民工的擋箭牌，這是很不應該的。至于少數人，想通過控制人口，拿戶籍作為謀私利的手段，專為少數人進行權錢交易，那就更不應該了。
為此，要推進城鎮化，要解決農民變市民的問題，就一定要請副省級以上城市帶頭接納農民工。而且要堅決改革戶籍制度。同是在共和國的藍天下，應該憑身份證行遍天下，共和國對每一個公民和勞動者應一視同仁，應該在公共服務走向公平化的今天，以身份證刷卡制作為戶籍管理手段，并以此同國外接軌。
五、城鄉統籌發展一定要重視城市為基礎的全域性和產業拉動
城鄉統籌對農村面積廣大、農村人口眾多的中國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在一些地方不著力推進城市的發展，而一味地強調城鄉統籌，就達不到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作用，城鄉統籌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首先，對于城市發育較好、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地方，其城鄉統籌應重點發展周邊的小城鎮，十分注意產業布局和投資調控，防止大量“睡城”的出現。對于城市化極為薄弱，農業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應在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促其地方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否則城鄉統籌只會淪為一句空話。
其次，城鄉統籌一定要重視“全域性”，科學發展觀是強調發展成果共享的。那種只重視建設統籌樣板、搞試點，不惜用大量財政投入，大搞錦上添花，把樣板搞得好上加好，而到廣大地區統籌發展時，無任何財政支持的做法，這是不可取的，也是無法搞好城鄉統籌的。為此必須改變長期形成的只重視示范工程、政績工程，熱衷錦上添花的慣性行為。
第三，城鄉統籌，一定要把農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奮斗目標。
要把糧食生產區道路差、基礎設施差、公共服務差以及資本少、信息少、致富門路少的“三多三少”突出問題作為新農村建設應予突破的重點。要堅決改變那種重外表形象多、重生活質量少；重農戶單干多、重集體合作少；重經濟發展多、重社會發展少；重錦上添花多、重雪中送炭少的“四多四少”的老路子。
第四，要重視非農產業發展，借助產業拉動。凡是城鄉統籌搞得好的地方，多是產業拉動力度較大的地方。因此，推動城鄉統籌，一定要重視農村的非農產業發展。非農產業發展，一是要重視農業產業化的推進，要按照企業的管理經營模式，推進農業產業的規模化、市場化、科學化、機械化。要使農業生產通過集約化的管理，及先進技術、先進裝備的武裝，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個人收益。二是要狠抓農產品的加工和運輸，這項工作做好了，可以為農村增加3—10倍的收入，有利于農民就業和增收，為了使農產品加工等非農產業發展，一些大的縣一定要多設幾個工業聚集區。三是要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包括物流業、旅游業，都應引起重視。為了發揮非農產業的發展，除了搞好城鄉統籌規劃，給非農產業留出空間外，還需要有稅收政策的扶植，財政金融的支持，尤其是土地的使用要向欠發達地區傾斜。
第五，要建立農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組織。為促進農村與市場對接，形成城鄉一體的市場運行秩序，建立城鄉一體的市場信息網絡，就必須搭建農村的市場平臺，完善維護農村運行的載體，這就是農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組織。
公司制經濟組織是當代市場經濟管理的重大創造，也是現代經營的最好模式，公司制經濟組織不僅在工業領域得到了普及、推廣，而且也在各國的農業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農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組織，不僅可以把市場經濟體制引進農村，實現三農與市場對接，而且利于開展種、養、加與產、供、銷的一條龍，能夠把農產品加工、運輸、營銷的效益留給農民，使農民增收。
因此，城鎮化要重視在農村建設農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組織，改變現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模式，不宜也不應該把廣大農民都趕出田地，使農產品加工、銷售、經營的效益都被外來的企業拿走和占有。為了使農民入股的公司制組織在農村興起，一是需要在農村建立一村一品式的支柱產業；二是放寬農產品加工公司的注冊條件；三是金融與科技的投入要支持農民入股的合作企業；四是要由政府出面，專門為農村建立這樣的合作組織培養領軍人物及管理人才；五是公司需實行董事會管理、總經理負責制，讓農民參加監管，企業紅利按股分紅。
六、城鎮化推進中，一定要狠抓相關制度的改革，把改革作為城鎮化順利推進的引擎和抓手
由于諸多不合理制度和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我們的城鎮化推進一定不能夠一帆風順，此中面臨斗爭的激烈程度絕不可低估。
而要解決好城鎮化進程中的諸多矛盾，求得城鎮化順利推進，必須要進行多種涉及全局的制度改革，只有緊抓改革這個抓手，我們的城鎮化才不會走偏，城鎮化的目的才能實現。
第一，要下決心改革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是二元社會的形成和收入差距拉大以及“三農”問題解決難的總根子。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造成我國農業總人口達到世界農業總人口的34％，成為世界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戶籍制度之所以改動困難，一是認識上的原因，怕在城市出現貧民窟，怕影響社會穩定；二是戶籍擔負的功能過多，如兒童入托、子女上學、購買房屋、車輛搖號、就業工作、享受社保、辦理出國等均與戶口掛鉤；三是辦戶籍走后門，買戶口、賣戶口頻頻發生，這不僅為執管戶籍的部門帶來了尋租機會，也為這些部門帶來了既得利益。根據最近曝出的情況看，最后一個原因可能給戶籍改革帶來的阻力是最大的。因此，改革戶籍，一定要首先反對腐敗，要改革戶籍擔負的多項功能，要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下，使入園、上學、買房、就業、社保等與戶籍脫鉤。要用現代發達的信息技術，通過戶籍刷卡，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
第二，要改革土地使用辦法和地方政府財政開支對土地出讓的過分依賴。出讓土地促地方財政增收，是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從長遠看20年后這條路子也會被切斷。因此，我們沒必要讓地方政府財政開支依賴土地，十分需要對土地使用辦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個問題一旦解決，我們的住房用地就會迎刃而解，住房價格就能夠回歸合理。由此，入城的門檻定會降低，社會才能和諧，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再者，土地交易的黑幕和土地費用的使用混亂，是腐敗多發的根源，只有改革好土地管理，才能倡導勤儉，才能更好地反腐倡廉。
第三，要改革基礎設施建設的管理。如同土地問題一樣，基礎設施也是腐敗易發多發的平臺，此中黑洞之深，問題之大，對國家財產造成損失之多，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幾個省交通廳長連續多任“前腐”后繼，是有力的佐證。去年北海市修了很短的一段機場路，花了一千萬元，不久這條路就爛掉了。市委書記看到后要求查找原因，結果發現層層轉包、層層回扣之后，真正用于修路的錢已經十分有限了。為此，一位副秘書長還得到了60萬元的好處費，可想此中問題的嚴重了。當然這絕非僅有，我們一些國家項目、重大工程，此中的黑洞之深，如把調查結果講出來，都讓人難以置信。
第四，要改革干部待遇終身制和一些不合理的照顧和安排。解放后，為了安置戎馬一生的開國元勛們的晚年生活，實行了對高級干部終身制的優厚待遇，這完全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時至今日，我們的干部待遇終身制和無限制的做法，不僅給國家財政，給地方接待增加了繁重負擔，而且也造成了很不好的社會風氣。我們的很多地級市，甚至縣級市的某些賓館里都設有總統套間，上百平方米、幾百平方米大小不一，干蒸、桑拿、沖浪浴、淋浴樣樣皆有，按摩間、讀書間、寫字間、棋牌間樣樣俱全。很多人夏天北上，冬天南下，有時一個城市就聚賢好幾十，弄得地方應接不暇。
再就是，我們的首都，各省的首府，都成了各級干部退休后的聚集地。例如北京，各地省委書記退下進北京，很多將軍退下進北京，如此的局面，北京怎能不臃腫，北京的房價怎能不高企。美國卡特總統退休后住在一個4000人的小鎮上，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在當地退休呢？為了推動區域統籌發展，我們必須圍繞干部待遇終身制和無限制進行改革。這個問題如能推進，大城市的過度擁擠就會改善，包括醫療資源都能夠在全國各地得到提升。
第五，要改革城市的資源配置與管理。
德國是一個高度均衡發展的國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把多種社會資源向各城市均衡配置，就連某些部級單位和中央電視臺都設在首都之外。我們應該學習德國的做法，有意識地把學校、機關、部委、媒體、醫院、研究院等，向各城市分散，這樣既有利于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區域的統籌發展，又有利于改變我們某些城市獨大的局面。
第六，要改革城市的級別，減少城市層級。我們在美國、加拿大考察時，其城市協會告訴我們，幾萬人的小城市和千萬人的大城市級別是一樣的。包括蒙特利爾、洛杉磯各自身邊的70多個城市都是同等的。而我們的城市分出了三六九等，直轄市、副省級市，高配一格省會市、地級市，半格的地級市、縣級市，如此多的級別不止是給管理帶來了混亂和麻煩，更糟糕的是，很多級別低的城市，因權力所限發展困難。要大力推進城市化，就必須重視城市級別的改革，對縣級市更多放權。借助改革的抓手，把我國的城市化推向一個新水平，新階段，使其為全面建成小康做出新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