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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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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票難的根源是什么？
如果一件商品出現短缺，在市場上買不到或者買到要付出排隊等代價，肯定是供求關系太緊張。包括火車票也是一樣。具體分析有兩個原因：
第一，需求太多，也就是需要火車票的人多。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原因，更由于流動人口龐大的返鄉需求在極短的時間內集中釋放，春運期間火車票的需求明顯增加。嚴格來說，春運難，并不是根源于龐大的人口規模，而是根源于龐大的流動人口規模。很簡單的一個現象就是，過去我國人口規模一樣龐大，但在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的情況下，并沒有所謂春運難的問題。因此，從需求角度說，春運難的根源在于不斷增長的流動人口規模。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看出：2008-2011年，農民工總量從2.25億增長到2.53億；其中外出農民工從1.4億增長到1.58億；外出農民工中舉家外出農民工的比例徘徊在20%左右。這意味著，離開家庭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數量是在增加的，從1.12億增長到1.26億。這部分人，是有限春運時期火車票的剛需者。
第二，從供給角度看，短時期內運力是很難有效增加的。也就是說，供給基本上是固定的。我們從每年鐵路的運輸能力來看，2008年鐵路營業里程為7.97萬公里，到2011年增長到9.32萬公里。在嚴重的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這個增長相對需求來說解決不了多大問題。即便考慮增加臨客等措施，在短時期內也很難有效大幅提高運力。
因此，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長并且返鄉需求短期內集中釋放，加上運力很難有效提高，使得火車票成為一大難題，春運成為一大難題。
火車票漲價能解決春運難的問題嗎？
有一定效果，但不可能根除。解決火車票難的問題，無非兩個途徑。一是降低需求，二是增加供給。而由于投資自身的規律以及鐵路投資體制的制約，供給在短時期內恐怕很難有效增加。那么，調控需求就成為根本的解決途徑了。調控需求也有兩種方法。一是提高火車票價格，通過價格規律降低流動人口的返鄉需求。這種方法無疑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如網友說的，火車票漲到5000元一張，那會有買票難的問題，因為大多數農民工都買不起這個價位的票。但火車票漲價，包括所謂站票漲價，都只是通過高價格抑制流動人口的返鄉團聚需求，并沒有滿足這個需求。從消費公平角度看，城里人能夠一家團聚地過年，而農民工受制于價格不合理而無法團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這是從短期看，從長期看，一個人離開家庭時間越長，團聚的欲望（返鄉的需求）就會越強烈。放到3-5年內看，恐怕提高價格抑制需求的效果是要下降的。因此，火車票漲價，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與火車票漲價相比，甚至通過錯峰休假制度均衡需求都要好得多。但后者需要中國真正建立起帶薪休假制度，而且要覆蓋到廣大農民工身上。
怎么才能從根本上滿足農民工的返鄉需求？
農民工返鄉不是目的，與家人團聚才是目的。因此，換個角度，如果農民工和他的家庭能夠在城里真正呆下來，能夠融入到城市中，成為城市的一員，那么，他們下班就團聚了，沒必要候鳥式春運期間回去。因此，滿足農民工的團聚需求，根本出處在于改變當前的城鎮化模式，讓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這樣，即便有返鄉需求，但無疑會小得多。假設1.26億離家農民工，有50%的人實現了城里團聚，他們由此取消返鄉需求，那么春運需求將減少0.63億，占2012年春運鐵路發送旅客量2.21人次的28.5%。也就是說，這將減少近30%的需求。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讓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讓他們覺得在哪過年都一樣。換個角度，如果農民工長期無法融入城市，他們的返鄉需求將周而復始集中釋放，春運壓力將年復一年的存在。
我們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是否成熟？
從過去幾年我們做過的幾份問卷看，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早已成熟，再不推進將造成巨大的經濟社會問題。春運壓力不過是其中一個而已。而且我們也建議把農民工市民化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新階段選擇改革突破口，需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這個問題涉及面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之所在；第二，能夠通過這項改革帶動其他領域改革，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第三，相對其他利益存量調整的改革，這項改革增量調整的空間比較大，容易得到多數人支持，形成改革動力。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已經成熟，
第一，農民工的問題目前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搜狐舉辦的公益活動“請農民工吃頓飯”之所以引起各方關注，一些社會名流積極參與，根源就在于看到農民工尚未市民化帶來權利不公以及有可能出現的社會斷層，希望通過吃頓飯的形式來促進社會融合。
第二，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遠不止公共服務體制改革這一項內容，還涉及到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公民權利保護等一系列改革。也就是說，確定了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將倒逼一系列的改革。
第三，農民工市民化，并不意味著城鎮居民利益受損。恰恰相反，農民市民化帶來市場的擴大、社會斷層風險的縮小，使得城鎮居民也將分享增量收益。與其他一些調整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相比，依托增量收益，農民工市民化的阻力相對較少。更重要的是，當前一些地區，包括廣東正在試點的積分入戶制度，已經在探索農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徑。
如何有效地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關鍵是改變傳統城鎮化的模式，走人城鎮化的道路。今天農民工問題的產生，是過去30余年城鎮化模式的結果。這種城鎮化，盡管放開了人口流動，但沒有放開人口準入，戶籍、公共服務等制度仍然制約著進城務工人員，使得他們在城市工作一輩子，老了卻不得不返回農村。因此，在統計上就有一個巨大的缺口：名義城鎮化率與實際城鎮化率相差15個百分點，1.6億進城務工人員被統計到城鎮化中，但卻不能完全享受與城里人相同的待遇。這不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了包括春運壓力在內的巨大的社會問題。
未來5-10年，我國城鎮化仍將保持快速發展，由此將帶來巨大的城鎮化紅利。但如果當前城鎮化模式不改變，仍然還走要地不要人的道路，恐怕城鎮化會成為一種負利。因此，當前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在于，盡快實現從規模城鎮化的擴張向人口城鎮化的發展轉型，切實防止以發展城鎮化的名義重蹈盲目投資、盲目擴張的老路。
怎么才能讓農民工融入城市？
90后的農民工已經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了，這個問題再不解決矛盾會越來越大；千萬不能拖等到00后進入勞動力市場還頂著“農民工”的帽子。因此，春運壓力越來越大，不過是從一個小小的方面提出了個問題的緊迫性。十八大也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建議明確提出“未來3-5年基本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
一是2～3年，在全國范圍內基本解決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 “十二五”剩下幾年全面解決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時機成熟，且有望在發達地區率先取得突破。
二是5年左右，初步形成人口城鎮化的基本格局。初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點領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重點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
三是8年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新格局。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基本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布局。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55%，逐步接近60%的名義城鎮化率。
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實現，那么可以比較自信地說，未來3年春運壓力將有明顯緩解，未來5-8年春運壓力將得到有效控制。隨著“農民工成為歷史”，“春運”這個過渡體制下的特殊現象也有希望成為歷史。
（作者為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經濟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