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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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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19日舉辦的和訊2012年財經中國年會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致辭時指出，美國雖然為去杠桿化做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總杠桿率仍然高達329%，僅比最高時候的359%下降了30個百分點。
“但是根據西方文獻，非金融公司的公司債杠桿率不應該超過90%，居民部門不應該超過85%，國債不應該超過90%，外債不應該超過25%。可以看出美國的杠桿化率仍然有很大的風險。”余永定說。
外部因素不容樂觀，內部因素也有很多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發言時稱，2013年財政收入將首次降到一位數，但支出卻是剛性增長，財政赤字增加幾成定局。
“對于大家寄予厚望的城鎮化，現有的負債為主的融資方式是不能進行下去的，如果非要進行下去就只能是提高杠桿率，那么美國、歐洲今天的危機將是中國的未來。”李揚說。
美國經濟虛假繁榮
國家統計局1月14日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2012年12月出口同比激增14.1%，由此帶動全年出口同比增長7.9%。
中金公司由此判斷，短期內出口最壞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維持2013年出口增速小幅回升的觀點。
“有些人則將之歸因于美國經濟的復蘇，但實際上美國經濟還有很大問題，整個2013年都不容樂觀，中國出口的形勢甚至可能比2012年還要糟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告訴和訊網。
在余永定看來，美國現在緊要的問題還不是財政懸崖，因為政治家們在最后一刻一定會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最緊要的事情是繼續去杠桿化。
“美國面臨的難題就是在去杠桿化的條件下實現經濟增長。他們已經不能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了，剩下的只有兩個手段，一是鼓勵私人部門再杠桿化，美聯儲現在的政策就是鼓勵居民去消費，可是居民的收入沒有增長怎么消費呢？他們就鼓勵居民去借錢，他們想到的辦法是再次制造房地產泡沫，使居民感覺房產價格上去了財富增長了，就可以去貸更多款消費了。但這樣做等于又回到了原點，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因為居民借貸太多才引發的，現在為了克服危機恢復經濟增長再走老路顯然是行不通的。”
余永定認為，美國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增加出口，這是一個使經濟得到恢復同時又不提高杠桿率的唯一辦法，奧巴馬政府也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美國出口什么，目前它還難以對中國解除各種各樣的禁運，如果不能有實質性圖片，美國經濟增長就不會由出口帶來強勁恢復。”
歐洲可能衰退到二戰之前
盡管美國的總體杠桿化率仍處在高位，但余永定指出，美國居民的去杠桿化是比較多的，這一點比歐洲國家強很多。“去年我在歐洲待了三個月，沒看到歐洲人勒緊褲腰帶去杠桿化，他們依然非常享受生活，星期三、星期四就可以在海邊上看到他們在那兒曬太陽。我在一個小縣城住了一個月，當地每個禮拜舉行至少三次演唱會。這就是掙扎在危機中的南歐國家，杠桿化不但沒降反而在升。”
對于歐洲的情況，魏建國認為今年3月份將是一道坎兒。“希臘雖然已經獲得歐洲400億歐元，使債務同GDP之比從原來的184%降成126%，但老百姓的承受力度、財政的承受力度可能還無法挺過還債的高峰；西班牙失業率去年11月份統計已經達到26.1%，年輕人失業率則高達30%，對于這樣一個旅游國家，我們在危機中看到的是年輕人在喝咖啡、抽煙，這都是非常不穩定的因素；意大利作為歐盟第三大經濟體、債務第一大經濟體，拯救他們可不是一兩千億歐元就能解決的，如果3月份不能組成好的政府，如果意大利崩潰，歐盟拿出2-3萬億歐元能否將其救出都很難說。”
1月18日，世界銀行調低了歐洲今年的增長，把它變為0.5%，原來在1%左右，這在世界銀行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我在國外待了二十年，感覺是歐洲人的思維導致了目前的狀況。美國是把小事看得很大，講戰略，可以看三十、五十年后，而歐洲只管當前，歐洲債務失控、應對適當、判斷失誤，到現在信心喪失，主要是由于他的性格。”魏建國說。
在魏建國看來，歐洲人做事有三個特點，一是比較浪漫，也恰恰是這種浪漫使得它對外、對內處理事務決斷上導致很多失誤；第二是散漫，這一點很多經常出國的人都能體會到；最嚴重的則是傲慢，“對中方的建議和東方的文化從來看不起，歐洲這種情況最樂觀也需要3-5年恢復，如果搞得不好，會退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中國城鎮化面臨障礙
既然中國的最重要出口目的地歐洲和美國的前景都不容樂觀，中國經濟的增長只能主要依靠自己來實現。
“可對于我們寄予厚望的城鎮化，目前概念都還不夠清晰，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的時候，提到城鎮化要點是城鄉一體化，縮小城鄉差異，這對城鎮化問題增加了一個角度。但反過來說，如果實現城鄉一體化了，有多少人住在城里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李揚說。
在李揚看來，中國的城鎮化應該包括四個要點：一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并舉；二是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改革土地制度；四是生態建設。
“如果這樣推廣城鎮化，對金融改革就會提出很強的要求。應當說迄今為止，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不太能夠有力、有效的支持城鎮化的，因為我們的產品、市場、機構都不能有效支持長期、大規模的涉及到十幾億人的運動。”李揚說。
就金融改革而言，李揚提出了五點設想，而這五個方面的現狀顯然是阻礙城鎮化發展的。一是發展資本市場，改變以往負債為主的融資方式，發展權益性資本投資；二是權責利應當對應，應該有針對城鎮化融資的手段；三是由于城鎮化面對大量的混合品的投資，因此應該讓混合型的資金體系來予以支持，政策性金融顯然是最合適的形式；四是必須有大量的金融創新，包括資產證券化、民營資本準入等問題；五是新型工業化，即綠色工業化、精致工業化、信息工業化、服務工業化的綜合體。
如果按照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的說法，盡管面臨諸多障礙，但中國城鎮化的前景依然不可限量。“雖然有說法稱中國城鎮化率已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目前的51.27%，但按照真實的城鎮化來看，我們的城市化率還不到35%，因為2.63億流動人口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住處，不享受城市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是不能計算在城市人口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