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準確嚴謹是教材的生命。但近年來,教材出錯的新聞屢見報端,比如:人教版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張作霖照片并非張本人,屈原、祖沖之的衣襟被指穿反,戰國時期的孫臏坐上輪椅,荀子坐凳子讀紙質書,韓愈的生卒年被搞錯、只活了15年……教材之誤,也不禁讓人擔憂其能否勝任傳知啟智、教化育人的重擔。
根據我國出版物質量管理的有關規定,包括教材在內的圖書必須經過“三校一讀”才能付印,經過了如此嚴格的流程,教科書還是留下了這么多“遺憾”,有讀者甚至調侃“無錯不成書”。把關者出版社為何對疏漏“熟視無睹”,反而讓讀者和媒體成了“質檢員”?
目前,隨著教材出版發行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往由一家出版社壟斷全國中小學教材市場的局面已被打破,教材的多元化趨勢,讓各地同類教材之間出現了競爭。競爭的法則從來都是汰劣留良,漏洞百出的教材,顯然是不可能站穩市場、贏得讀者的。
市場之手縱然會遴選出經得起考驗的教材和出版社,但是目前教材出版所呈現的“重利輕質”的苗頭,仍要警惕。
出版社應認識到,教材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載體,更是培育科學精神的平臺。所有不符合科學精神的東西,都不應出現在教材里。
就拿插圖來說,在照相術發明以前,古人的畫像除少數帝王之外很少有流傳下來的,誰能知道李白、杜甫究竟長什么樣呢?既然如此,就應該在教材配圖上注明圖片來源——是今人合理想象,還是確有歷史依據,都應一一說明,做到“無一字無來源,無一句無根據”。只有這樣,當學子們捧讀著一本本編校精細的教材時才會受到科學精神的熏染,培養起嚴謹求實的態度。
對于已經出現的錯誤,教材出版社不能采取沉默是金的“鴕鳥政策”,應及早澄清或解釋,并爭取在再版時修改過來。這既體現了對讀者和學生負責的態度,也可避免丟失人們對教材的信心。畢竟,在讀者心目中,教材是最權威的工具書,不能有“硬傷”。
曾長期服務中華書局的左舜生在回顧編輯經歷時曾說:“一本書經過七次校對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經過三個人過目。”即使抗戰時期,他們對教科書,“檢查甚嚴,抽查發現有不合規格者,即全部退廠復查”。前輩們在艱苦卓絕之下能做到的,我們今天沒有理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