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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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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重任在肩，儼然成為中國未來改革的最大紅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在北京閉幕，“新型城鎮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間，都將新型城鎮化定位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通過推動城鎮化，刺激投資與消費，造就龐大內需。
有意思的是，時隔不到一個星期，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亦在京召開，會議強調，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超過城鎮居民。此次會議，被稱為中國農業發展綱要。
事實上，相對新興城鎮化，中國未來更重要的是農業現代化。
1872年，一個名叫明恩溥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總結其50余年的在華經歷之后，寫出了傳世之作《中國鄉村生活》一書。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通稱：“中國鄉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 。
那么，鄉村的發展到底由誰主導？
當下，中國的國家戰略表現為以 “城市為中心”和“先城市后鄉村”。事實上，以反哺的名義，單向開啟城市之門，是一種“城市霸權”。城市與鄉村不是割裂的，城市與鄉村兩種文明應該互動發展，在城市的發展中，應該保留對鄉村的足夠敬畏。
今年，中國的城市人口終于超過了農業人口，非農人口歷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農村出生，后來脫離農村戶籍的人口，則曾經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口，仍然占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此情況下，鄉村的存在，意味著很多人的故鄉，以及永不荒蕪的精神家園。
由此，中國的鄉村的作用，不能僅僅從經濟功能衡量，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絕大多數人口與農村有無法割舍的生命關聯，正如時下流行的《鄉愁里的中國》一書所說，鄉村是人們“鄉愁”的寄托，是不能舍棄的精神家園。
同時，鄉村的存在，亦是人類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鄉村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亦可以給予城市諸多的啟示。
現代以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深入人心，當越來越多的人對城市的喧囂與擁擠所困擾時，很多人開始了對于田園的向往。在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向往城市的人們，已經開始了重歸自然和鄉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國鄉村的改造也成為了各級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國新農村建設中，存在著很多亂象，某種意義上與城市先驗論有關。在一些地方，一搞新農村建設，就強行把大批的農民強行驅趕到一個地方，集中住到樓房中。在筆者最近幾年調研的眾多城市中，相當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將消滅農民，作為推進當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鎮化，亦以消滅農村、建成城市為業績。權力的介入，資本尤其地產資本的進入，改變了鄉村本來的生存方式，強行將農村納入工業化體系，引起了越來越多反彈，在征地拆遷中日益劇烈的沖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往往將多少農民轉移到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新型城市化，絕對不是要消滅農民，消滅農村，人為地實現所謂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共存。
某種意義上說，輔助鄉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別在當下中國內需不振的情況下，要造就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必須提升社會底層的消費能力。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的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幾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農村財富，變相流入了城市。中國城市崛起，鄉村塌陷的怪狀，制約了鄉村消費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而鄉村的成長，就是國家的成長。
未來中國的鄉村應該有三個特點：在經濟上，農業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在社會領域，實現農村的福利與城市接軌，同時，消除中國隱形的身份等級分野，使農民真正成為中國的獨立公民。
無論在哪個國家，農業都屬于一種弱勢產業，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是否具有遠見，正可以從其對待農業的態度上看出來。 在眾多國家紛紛拋棄“見效慢”的農業時，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卻仍然堅守農業。美國每年都給予農業巨大的補貼，因此，在美國搞農業，農民賺錢，而國家并不賺錢。
長期以來，中國的糧食價格都沒有完全市場化，同時，農業補貼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來農村需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納入現代產業體系，遠比驅趕農民到城市更有遠見，也更符合現實。 農業本身的現代化，也比工業完全取代農業更為合理，從國家戰略來說，亦更容易造就產業結構的均衡。增強抵抗經濟動蕩的能力。美國不僅是世界第一服務業大國，也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甚至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使美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抗擊風險能力，具備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這也是美國一直稱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會上流行很多提議，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農村未來征地補償標準提高十倍。如此，農民的土地，未來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間，這也是對農民的權益保障。未來，農民以土地作為資本，納入到國家資本體系，將給農村帶來巨大變化。
土地的自由流轉，對農村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徹底改變中國農業的的運作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事實上，農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沒有聯產。除了國營農場之外，中國廣大的農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小敲小打，勞動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種時代，一度盛行的機械化，幾乎被中斷。以我的老家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農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畝）為單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過抓拈，優劣搭配，由此，家家戶戶的農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經營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個小塊一個小塊地租用抽水機，到了收割季節，亦無法施展收割機。由此，機械化亦無法實現，農業成本高，效益低。
未來農民能夠自由流轉承包土地之后，農民就可以以戶或者村為單位，組建新型農莊。按照股份或者農地面積大小分紅，實現真正的“聯產”，這樣，農業規模化、機械化之后，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擴展產業鏈，發展農產品加工工業，同時，還可以進行多元化經營。
農村本身的現代化，比農民轉移到城市更為重要。農業的現代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將農業融入現代產業體系。臺灣經濟騰飛過程中，就沒有損害農民的利益，相反，臺灣成為世界食品主要供應商的過程中，農業被納入產業化道理，大陸未來的發展，亦可借鑒臺灣農業發展模式，造就大批的農副產品基地，食品工業基地，旅游產業基地。
建設新農村，亦需在社會管理和服務領域，縮小城鄉差距。因為中國優質的醫療、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來，農村的醫療如何解決？社會保障和教育等誰負責？這些都是構建新農村的重要課題。
此外，中國的農民，普遍需要解決一個身份認同問題。
新興的接受了現代教育的農民后代，他們強烈要求改變社會地位，他們已經開眼看世界，體驗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種田還是打工，不僅是個收入問題，還存在身份認同。
中國如不從社會制度上，改革現行戶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級的隱性分裂，從文化上真正實踐人人平等的信仰，長久必影響社會穩定，新一代的年輕農民，視務農為畏途，視農業為賤業，振興農業無從談起。而數億農民，也無法找到未來。 農村一旦衰敗，則城市失去了后方陣地，整個國家淪為潰敗的國家。
共存互惠，方為城鄉和諧之道。新興城鎮化的要義，不是單方城市化，而是城鄉共榮。
（注：作者致力于國家與城市競爭戰略，著有《大國諸城》一書，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