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河南鄭州一座立交橋下,農民工劉紅衛在露宿20多天之后身亡。12月12日,同樣是鄭州,一名中年男子在路邊坐了三天三夜以后身亡。
農民工劉紅衛的孤獨離世已經讓公眾感到震驚,而眼下這名無名氏農民工的離去,更是深深刺痛了人們,成為社會不堪承受的重負。這些次第發生的悲劇,就像一個個刺目的驚嘆號,以生命隕落的極端方式向人們告白,城市里、寒風中,還有農民工這樣一個缺乏遮蔽的群體,他們正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期待著城市向他們張開保護的臂膀。
從不斷披露的新聞事實看,城市并非完全無動于衷,冰冷堅硬。誠如現場目擊者所言,120來了,110也來了,民政局救助站也來了。不僅如此,這個城市還有很多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一瓶熱水、一件棉衣,他們也曾為這些農民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表面上看,方方面面似乎都盡力了,盡責了,盡心了,然而,這些救助并沒能挽回他們的生命。
實際上,這些農民工死亡的悲劇,折射出來的是這一群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艱難掙扎。
其一,這些年來,國內很多城市都建立了一套還算完備的救助機制,應急救助、民政收容、社會救助等等。這些制度盡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貧弱者提供一些援手,但如果放置到中國大規模城市化的宏闊視野來看,則顯然有些單薄,很難產生真正助力。
現有的救助設計,更多是出于優化美化城市形象的考慮,而非真正從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出發,提供更體貼、更人性化的服務。其救助的目的仍是希望這些人最好離開這個城市,這個過程越短越快,則救助的積極性就會越高。而這,與農民工進城打拼討生活的初衷并不吻合。很多人為什么不愿意接受救助?因為他們害怕被驅趕,從而失去駐留的自由。
其二,從農民工自身來看,其掙扎的痕跡更為明顯。很多農民工進城并無落腳立足之處,很多時候,他們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意味著找到了一片屋頂、一口飯食。如果無工可做,則一切都無著落。一方面,這種現狀導致很多農民工在就業上議價能力不高,“有活就干”;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抗風險能力太過單薄,一點風寒襲來,即可造成滅頂之災。
城市現有的“屋頂”太昂貴,四處打工的農民工很難為自己找到這樣一片天。當露宿成為一種生活習慣,甚至是一種生活的必須時,則其原本脆弱的生命之光,當然也就隨時有可能熄滅。立交橋下的冬天,當然難過。我國城市化進程正在持續加速,按照規劃,在未來并不遙遠的日子里,還將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涉身其中,城市對此應有一種緊迫感。
那么,如何才能讓城市的冬天不難過?一是制度發力,城市政府應該拿出更多的善意、更積極的努力,讓救助制度能夠真正為轉型期的農民提供切實的幫助,祛除以往對立的城鄉思維,柔化城鄉邊界,構建起和諧的新型城鄉關系;再是社會也應該多些作為,社會組織應該充分發揮其聯系廣泛、信息豐富、組織健全的優勢,幫助農民工克服現實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