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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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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父母在，不遠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對老人的關愛和照顧永遠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本期專題聚焦農村養老，直面農村養老面臨的諸多難題和困境，呼吁全社會行動起來，勿讓“養老”成為農村老人的奢望。
轉型鄉村中的孝道沉浮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夫子的話流傳了兩千多年。中華民族素以重視家庭和尊重長輩著稱，不過隨著社會結構的大轉型，鄉村經濟基礎的根本改變，傳統孝道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
本次采訪的眾多老人中，記者發現，對兒女的贍養表示不滿或沒有信心的不在少數。在當前農村仍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孝道式微的現狀，以及由此帶來的老人生活無著、精神無依的凄涼境況，讓人觸目驚心，聞之淚下。
“我們知道，回家就是等死”
家住中部地區農村的蔣老漢今年70多歲了，老伴患胃癌已經在半年多前去世，每每想起老伴患病時痛苦的樣子，蔣老漢就泣不成聲。
蔣老漢的老伴患癌癥兩年，治病花光了老兩口一輩子5萬多元的積蓄，在外打工的兒子沒有拿一分錢，也很少過問病情，有一次蔣老漢的老伴病情惡化，給兒子打電話讓他回家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是不是真不行了？來回車費很貴的！”最終兒子還是沒有回來看母親。
“有時候真想抽他幾個巴掌，我們當年含辛茹苦把他帶大，老了卻是這個結果！”蔣老漢無奈地說。
今年春節，兒子和媳婦回家探親，但什么活都不干，所有的家務全由蔣老漢老兩口承擔。“每天早上我們做好飯叫他們起來吃，他們還沒有好臉色，嫌這嫌那，真是不孝子孫。”
盡管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醫藥費個人還是要掏一部分，這對經濟困難的蔣老漢來說負擔沉重。今年2月，老伴病情又惡化，因手中實在沒有錢了，無奈只能出院回家。
“其實我們知道，回家就是等死。老伴癌癥處于晚期，經常痛得死去活來，我們沒錢只能買點止痛藥吃。老伴辛辛苦苦把兒子拉扯大，一輩子沒享他什么福，走得還這么痛苦！”說起這些，蔣老漢不禁老淚縱橫。
專門研究農村孝道文化的江蘇省宿遷市政協退休干部陳國友說，近年來農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沖擊，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較明顯，一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子女不養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現象。
“不論是經濟落后地區，還是經濟發達的地區，都存在這樣的現象。老人能動的時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讓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動不了了，就感覺成了家庭的累贅和負擔。”陳國友說，不少老人都有這樣的遭遇，但害怕丟人，往往不愿意對外人談起。
“孝道的約束力確實小了很多”
“我會好好地養著我的母親，等我老得干不動了兒子會養我。”江西萬年縣上坊鄉枧元村62歲的村民李淼財對養老這個話題有著傳統且分明的態度。
李淼財的老母親85歲，因為是4兄妹中惟一的兒子，按照當地的風俗，由他承擔母親的養老責任。李淼財有兩個兒子，都在外打工。盡管兒子們的收入不高，各自的家庭負擔都很重，但李淼財逢年過節還是能收到兒子們千兒八百的零花錢，日子雖不富裕，但平淡快樂。
除了和老伴種自家的幾畝地之外，李淼財還經常出去打點零工。他說，兒子們的生活壓力也不小，自己趁還干得動，得多賺錢。一代人養一代人，贍養老母親的責任自己會扛著，不讓兒子們來分擔。“母親年紀大了，百年之后肯定要辦個白喜事。我還得多賺點錢，到時候不能辦得太寒磣。”
李淼財做零工一天能賺80元錢，幾個月前他還跟村里人遠赴新疆打工。“年紀越大，請你做事的人越少。”李淼財說，如果身體沒有什么毛病，自己還想再干上幾年。
讓李淼財高興的是自己有兩個兒子，他認為這無疑給晚年生活上了份保險。他告訴記者，農村就是這個風俗習慣，兒子給父母養老是天經地義的，是不能推卸的責任。“如果我兒子不養我，我去砸了他們吃飯的鍋都沒關系，村里人還會幫著我說他們。”
不過李淼財也承認，現在這種孝道的約束力確實小了很多。村里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一年難得回來一兩次，他們對長輩好不好，村里人也很難說得上話。“因為他們不在村里住。如果像祖輩一樣在村里住，對父母不好的話，走到哪兒都有人戳脊梁骨，會讓他們抬不起頭來。”
外出務工確實給了一些不孝子女逃避責任的機會。記者曾經采訪西南地區一個偏僻的山村，一對七八十歲的老夫婦住著茅草房，靠種土豆和玉米維持生計。他們養育了5個孩子，都已成家，在外打工，當年春節卻沒有一個子女回家和父母過年。老夫婦家里也沒有電話，無法聯系子女，過年的時候倍感凄涼。
“子女收入少，負擔又重，哪能怪他們呢”
《禮記》說：“孝有三：大者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意思是，關于孝的道德規范，層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為大孝；層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為次孝；層次最低者是能夠贍養父母，此為下孝。
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學者劉燕舞看來，當前不少農村地區孝敬父母已經陷入了艱難維持的窘境。劉燕舞長期研究農村養老和農村老人自殺問題，他告訴記者，近些年來，農村老人自殺日漸增多，折射出傳統孝道的日漸衰落。
根據他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實地調研，劉燕舞認為，在農村，孝道的衰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家庭中代際關系和夫妻關系的格局發生了深刻而根本的變化，即由父強子弱變為了父弱子強、夫強妻弱變為了夫弱妻強。父母權威或孝道的獲得與兒子的地位有必然聯系，當兒子在夫妻關系變動中處于弱勢時，父輩將很難從兒子那里獲得有力支持。
二是經過多年市場經濟的洗禮，市場理性甚至侵蝕到道德領域，使人們開始從經濟收益的角度來衡量老人對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點地位”，“無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沒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據邏輯上天然的制高點。
“如果按照傳統的家庭邏輯，養兒防老天經地義，但市場邏輯是非常理性的算計，子輩據此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你是養了我，但你養好我了嗎？”劉燕舞說，這樣的反駁往往給父母沉重的打擊，他們發現，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道義上似乎都沒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無奈中接受了這樣的邏輯。當記者問到對子女不孝的感受時，不少老人會說，“子女收入少，負擔又重，我老了沒用，幫不上他們的忙，哪能怪他們呢。”或許，老人們是在為子女開脫；更或許，他們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這殘酷的現實面前找到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
父母在這頭 兒女在那頭
“我已經好多天沒看到人了。”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81歲的農村老人李喜鵝見記者進屋有點兒激動。由于缺煤燒，她住的窯洞很冷，在家里老人還穿著棉衣。“前幾天感冒，躺在炕上起不來，這兩天剛剛好了一些，能下地走動了。”李喜鵝說，她以為自己這次就要“悄悄地走了”，沒想到“硬扛了幾天又活了過來”。
李喜鵝老人的境遇讓人心酸落淚，不過卻是許多空巢老人、留守父母生活的真實寫照。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多少人進城打工，多少人跳出農門，多少人遠赴他鄉討生活，而他們年邁的父母，卻由于種種原因大多留在了鄉村。留守，通常意味著艱辛和孤獨；然而，他們的選擇真的不多。
他一邊擦拭著眼淚，一邊像孩童一樣回答：“我想……”
79歲老人江希仁的屋里昏暗陰冷。一張破舊的鋼絲床上，凌亂地鋪著一床被子，離床外側一米遠的地方，兩條長板凳托起一臺老款的彩色電視機，屏幕上不斷閃爍著白色雪花。老人面無表情地看著電視，他告訴記者，自己每天都在這樣的狀態中度過。
江希仁是江西省余干縣瑞洪鎮的一名留守老人。由于家里地少賺不到錢，惟一的兒子帶著一家人去了外地打工，留下老人獨自生活。因為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多，開銷又大，從今年過年到現在，兒子一共只給他匯了1000元錢。
“我身體不好，平時總免不了看病吃藥，包括吃飯，一個月最少也要300塊錢左右。”老人告訴記者，每一分錢都恨不得掰成幾瓣來用。老人每個月有55元國家發放的養老金，家里的一畝多水田租給村里人種，一年可以收到500多元的租金。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收入來源。
可能是感覺記者不適應屋里的昏暗，老人打開了電燈。在堂屋的桌子上，記者看到一個大碗里剩著幾塊南瓜。這是老人惟一的下飯菜。老人說，中午做了一大碗，到晚上還沒吃完，明天早上可以接著吃。
南瓜是蒸熟的，這樣可以不用油。為了省下菜錢，他還種著一小塊菜地，因為年紀大了，干不動活，老人的菜地里最多的是南瓜，還有一些青菜，“因為這些菜不怎么費力氣”。
在外打工的兒子很少跟家里聯系，家里也沒有電話。偶爾鄰居會告訴老人，他的兒子打電話來問過老人的情況。“你想他們嗎？”當記者向老人提出這個問題時，老人不禁哭了起來。他一邊擦拭著眼淚，一邊像孩童一樣回答：“我想……”
老人為兒子著想的固執，讓他內心每天都忍受著煎熬……
山西省芮城縣歷山村在外打工的村民任軍榮，說起留在家鄉的父母就悲從中來：“2000年時父親癌癥病重，瞞了我大半年，過年回家才知道的。但他怕耽誤我掙錢，過完年后立馬趕我走，半年后就去世了。”任軍榮說，這件事讓他無比悔恨和自責。
其實不僅是農民工，那些跳出了農門、在城市有一份“體面工作”的兒女，面對留守的父母，也頗多無奈和糾結。老家在贛南農村的諶小楓(化名)研究生畢業后在南昌的一所高校工作。盡管每個月有差不多4000元的收入，但他在這個城市里卻是“受著煎熬地活著”。
諶小楓的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家境困窘。他念大學不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積蓄，還欠下了好幾萬元的債務。一直以來，每個月的工資拿到手，他留下一半，剩下的都寄回家里還債。前年，他的父親罹患肺癌，為了給父親治病，他先后向同事借了8萬元錢，最終還是未能留住父親。
諶小楓說，老人為了培養自己，到死都沒有享過一天清福。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悔恨，讓他更加珍惜農村的母親。他多次提出要接母親來南昌生活，盡管自己目前是租房子住，收入也不高。
但母親拒絕了他。“母親跟我說，自己現在還能一個人生活，還可以種種地，管自己的生活沒有問題。如果進了城，什么事也做不了，純粹是個吃飯的人，會增加我的負擔。”
諶小楓說，母親說不過自己時，便會提出等他解決了個人問題，再考慮來南昌生活。每當此時，諶小楓便無話可說。因為盡管已經30歲出頭，諶小楓還沒有談過女朋友，更不用說結婚。沒車沒房，還欠著一屁股債，這讓他沒有勇氣也沒有心情考慮自己的婚姻大事。
“等還完了債再說吧。現在最主要的是能說動母親來南昌。”諶小楓說，老人吃了太多的苦，不忍心看到她再如此辛勞。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說了一年多了。老人為兒子著想的固執，讓他內心每天都忍受著煎熬……
進城難 留守亦難
在急速變遷的中國，像江希仁那樣艱難留守的父母和諶小楓那樣牽腸掛肚的兒女，不知有多少！父母在這頭，兒女在那頭，而城鄉的間隔，又豈止是空間的距離。許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即便兒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進城，父母卻并不愿離開故鄉的熱土，因為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歲月的點滴和抹不掉的記憶。
在南京上班的郭女士，老家在蘇北農村，父母都60多了，也不愿意長期跟她一起在城里住。“兩個老人守著一座空房子，沒有其他人陪。有時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請一兩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來。父母雖然從不抱怨，但我知道他們心里不好受。”郭女士說。
這樣的情景，近年來在廣大城鄉，已成了一個普遍現象。
江蘇洪澤縣澗前村的趙大爺今年83歲，老伴也80歲了。幾個孩子遠在上海、蘇州等地，最近的也在縣城上班，平時就老兩口在家，守著四五間房。記者來到趙大爺家時，趙大爺正在大門口邊曬太陽邊發愣，老伴則在一邊捧著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處走，靠幾個孩子寄錢回來給我們養老。年紀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干活，也沒什么事可做，串串門，曬曬太陽，跟鄉親們聊聊天，看看新聞，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生活。”趙大爺說。
記者了解到，幾個孩子也放心不下老兩口，一直想讓他們進城去住，但老兩口不想增加孩子們的負擔，另外也真是住不慣啊。趙大爺的大兒子在蘇州工作，總讓老人們過去，拗不過，他們一年也去幾次，但住不了幾天，就想回來。
“外面太吵，又沒有熟人，連說說話都找不到人，住不慣。”趙大爺說，在農村住習慣了，對城里很多事都不適應。“去兒子家時，我喜歡在小區里轉悠，結果有幾次被保安盤問，還以為我是偷東西的呢。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如農村舒坦。”
不過留守也有留守的難處，不生病還好，老兩口還能相互幫襯著過。“一生病，又沒人照顧，孩子們就著急，不能回來照顧我們啊。最后沒辦法，孩子們就出點錢，請村里鄉親幫著洗洗衣服，燒燒飯什么的。但村里都是老人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趙大爺說。
放不下的活計 生不起的病
記者見到62歲的夏金女時，天色已暗，她和村里的三位老太太還在鄱陽湖湖堤上，將晾曬了一天的稻谷收集裝袋。為了賺些錢補貼家用，這位江西省余干縣瑞洪鎮梅溪湖咀村的村民，已經在寒風瑟瑟的湖堤上工作了好幾個小時。
“早上把稻子鋪在湖堤的路面上晾曬，下午沒太陽了就收集起來裝袋，一袋能賺8毛錢。”夏金女說，遇到有這樣的活干，一天下來能賺個二三十元錢，夠給家里買些油鹽醬醋了。不過這樣的零活不常有，一年只能干個十來天。
夏金女和丈夫一直生活在鄱陽湖畔的這個村莊。由于在家種地賺不到錢，惟一的兒子帶著媳婦在浙江打工，兩口子一年只能回來一次。除了耕種自己家里的兩畝田，夏金女還負責照料上學的孫子和孫女。
養老對夏金女來說是一個略顯沉重的話題。她說，兒子兒媳在外打工不容易，孫輩們讀書開銷也很大，所以趁自己還干得動的時候就多干點。
采訪中記者發現，像夏金女一樣，許多農村老人已經六七十歲了，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還不得不承擔繁重的農活。
在重慶市綦江區趕水鎮鐵石埡村，村民趙福會說，現在一到秋收時節，田里打谷子的幾乎全是彎腰駝背、白發蒼蒼的老人。有的老人要挑好幾十斤一擔的稻谷到院壩去曬，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2010年，重慶市農業部門曾對330戶農民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在贍養老人方面，雖然被調查村民都明確表示要好好贍養老人，包括物質供養和精神安慰，但平時幫老人干些活或給錢的僅占三成。
一些農村老人告訴記者，在農村可不是到了歲數就退休，多數都要“活到老、干到老”，自己種點莊稼、掙點錢，才能活得硬氣。最怕就是腿腳不利索了，或者生病了，不但干不動活，還成了全家的拖累。
曾在江蘇洪澤縣澗前村當過村干部的徐寶勝說，農村老人其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60歲至70歲，稱之為“年輕老人”。雖然是老年人，但還是忙個不停，逐漸成為農村的主要勞動力，不僅要干農活，還要負責照顧留守兒童和更老的老人。
二是70歲至80歲，稱之為“中年老人”。如果身體還可以，一般自己解決衣食住行。
三是80歲以上，稱之為“老年老人”。多數身體不便或患病，需要護理，如果經濟條件差，境遇可能會很糟。
云南省富源縣黃泥村82歲的老人何平安一家4口，經濟條件較差。“干農活干到80歲，實在干不動了，在田里栽倒了好幾次。最近兩年才不怎么下地了，不過偶爾還去地里挖挖，除一下草，種點小菜，好改善一下生活。”黃泥村黨總支書記陳金桃說。
何平安總算身無大病，相比之下，同村65歲的張成鋒老人日子就艱難多了。張成鋒老人有心臟病，得過心肌梗塞；老伴身體也不好，去年和今年兩次做手術，花了6000多元。兒子們湊了一點錢，找親戚借了4000多元，好歹是挺過來了。
“借的錢我們是沒辦法了，只能靠兒子們打工慢慢還吧。”張成鋒嘆一口氣說，“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還能熬多久。”記者在他們家看到，房子的墻體開裂了好幾寸，已經成了危房，老人愁眉不展，好半天沒有一句話。
老人最怕的是疾病，最難以避免的也是疾病。
山東省前兩年的調查顯示，在60歲以上的老人中，患有各類老年病的占81.39%，有聽力障礙的老人占45.80%；患心腦血管病的老人占33.19%；患運動系統疾病的老人占31.19%；同時患有兩種及以上疾病的老人占43.61%。
在農村，由于經濟收入有限，老人生病對一個家庭的沖擊要比在城市大得多，很多時候甚至是災難性的。
富源縣回隆村76歲的陳紹奎老人一身病，10多年了，吃點東西肚子就脹痛，長期靠打針維持。
“我每個月的收入是新農保60元，低保94元，可打針的支出每個月至少要400元，兒子條件不好，能支持點也有限，難啊！”陳紹奎說，如今自己干不動農活了，連菜都沒得吃，只好跟鄰居東家要了西家要，更別提吃肉了。
重慶石柱縣黃山村的王應平家，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王應平80多歲的母親秦大英患有白內障和肺氣腫，眼睛幾乎失明。由于已經喪失勞動能力，秦大英長時間臥床，床上床下凌亂地堆放著酚酞片、氯酚黃敏片、乙酰螺旋霉素片等藥盒。
他家的木板房半邊墻板已經垮塌，屋角蛛網密布。王應平說：“最近10年來，媽媽一直生病。為了照顧老人，我無法外出打工掙錢。家里口糧全靠2畝地種點水稻和馬鈴薯，我有時上山采些五倍子等藥材賣。媽媽的醫藥費是家里最大的開支，一分錢都存不下來。”
還有的老人盡管在經濟上比較寬裕，但因為乏人照料，也不得不默默忍受病痛。重慶江津區永興鎮陽巖村82歲的張清楊老人，患有高血壓、支氣管炎等慢性病。他告訴記者，如果兒女不在身邊，他從不敢去大醫院看病。
“家里4個兒女都在外地打工，每月給我寄來近1000元的生活費。雖然經濟條件越來越好，但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一生病就只是到村衛生室看看，沒辦法啊，去大醫院肯定要住院，沒個人在跟前怎么行，干脆就不去了。”張清楊說。
[次頁標題= 導航短標題=] 勿讓農村“養老”成奢望
養老已成為農村地區迫切而重大的難題。近年來，國家也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應對這一難題，推行了農村低保、新農合、新農保等一系列重大舉措，為農村養老奠定了制度基礎。不過在農村空心化加劇、養老服務業匱乏的背景下，如何讓農村老人老有所養，安度晚年，仍然是對全社會的一個重大考驗。
完善制度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老人養老依靠的是“養兒防老”這一傳統途徑。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農村家庭的規模在慢慢發生變化，以前一個家庭有三四個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而現在重擔只能落在一兩個人身上。這讓農村的“養兒防老”遭遇困境。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許亞荃說，我國已開始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尋求以“制度養老”替代“養兒防老”。目前全國已推行新農保，每位年滿60歲的農村老人每月可以領到55元或更多的養老金，只是這種保障水平相對于不斷增加的養老費用顯得有些微薄。
云南省富源縣老齡辦副主任王衛疆說，云南的新農保從無到有，目前已實現了全面覆蓋，60歲以上老人每月可以領取60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老人的生活困難。不過60元的保障標準確實有點低，現在物價上漲快，期望養老金能有所調整。
許亞荃建議國家建立新農保標準與GDP、財政收入同步增長的機制，保證養老金水平不斷提高。
“這種普惠性政策考驗的是國家財力的支撐能力，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村養老金標準需要提高，但大幅提高可能難以實現。”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劉紫云說，應在國家實現養老保險全覆蓋，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時，鼓勵商業保險積極加入，讓其成為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有益補充。
拓寬養老渠道
“由于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等原因，農村十分適合推廣居家養老。”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陸杰華說，居家養老以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依托，既經濟可行又比較人性化，但相對于城市，農村居家養老服務還處于起步階段，應得到更多重視。
云南省曲靖市老齡辦主任翟應江認為，針對農村老人居住分散的實際，農村居家養老應建立“一個中心、兩支隊伍”。一個中心就是農村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兩支隊伍是專業護理隊伍和志愿者隊伍。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應當具備日間照料、休閑娛樂、家政服務、精神慰藉、醫療保健和法律援助等功能，有專業的工作人員和運轉經費。
“政府還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為農村老人提供上門服務，加大對養老服務專業人員的技能培訓力度，尤其要培養懂得急救護理、心理咨詢、精神慰藉等方面知識的人才。”江蘇省洪澤縣民政局局長李大洋說。
另外，機構養老也是農村養老的重要組成部分。山東省蒙陰縣夕陽紅老年公寓負責人王興英說，養老機構在農村地區的需求很大。作為一種半公益性質的組織，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和補貼，以吸引更多民間資本下鄉發展養老服務業。
針對農村養老機構資源短缺的問題，吉林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付誠還建議，一些地方醫療資源富余，可嘗試將一些處于改制中或準備改制的中小型醫院改辦為養老院，發揮醫院的醫療條件與專業的醫護人員優勢，滿足農村地區對于機構養老的需求。
注重精神關懷
城鎮化進程中，鄉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明顯增多，絕大多數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僅限于看電視、打牌、下棋、打麻將，一些農村地區由于空心化嚴重，甚至想找一個說話的人都難，致使老人情感孤寂，有的甚至以自殺結束殘生。
李大洋說，可以根據農村老人的實際需求，推廣一些健康的文體活動，豐富其生活。洪澤縣目前在進行健身操、太極拳、木蘭拳的下鄉活動，讓這些健康的運動“走到村里去”，受到老人們的歡迎。
寧夏回族自治區老齡辦副主任岳秀霞認為，老人之間比較談得來，可以選擇一些年紀較輕、身體還好的老人上門為那些行動不便的老人提供服務，然后給予服務者一定報酬。這種居民互助的辦法，既讓老人們有相互傾訴的對象，又讓部分老人取得了一定的收入，一舉兩得。
同時基層干部們認為，精神關懷最重要的是來自兒女們的善待和尊重，這是老人們晚年最大的安慰。
“當前甚至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子女仍將是養老的主要承擔者。”江西橫峰縣青板鄉政府干部肖建林說，老人們對子女不僅有物質上的訴求，更有精神上的訴求，有時候一句暖心的話就會讓老人念叨好久。
江蘇省宿遷市政協退休干部陳國友說，要大力倡導孝道文化，在全社會營造孝敬老人的良好氛圍，將“新二十四孝”落到實處，對一些不盡孝道、不贍養老人的子女施加輿論壓力，必要時訴諸法律手段，營造社會敬老、村居助老、家庭養老的良好氛圍。(涂超華 王駿勇 李興文 伍曉陽 潘林青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