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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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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0至20年中國最大的投資是改革”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后發優勢，有巨大的制度紅利。中國民眾對于中國政府寄予無限的期待。” 在剛剛閉幕的2012財新峰會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深有感觸地說，“民眾期待巨大的制度紅利，順應民意，進行制度改革將煥發經濟的活力。煥發經濟活力不應靠政府管制經濟，而是靠市場經濟。”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更是用“十八大后的期許”作為自己演講的題目。他認為，十八大召開前，國內學術界、政界和企業界的討論當中，相當多的人對十八大寄予希望：重啟改革議程，改革再出發。“現在十八大閉幕了，就我自己的觀察，這個期盼基本上得到了實現。十八大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也就是說，重啟改革議程這一步已經邁出去了。現在關鍵在落實。”
吳曉靈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都主要面臨3個問題。其一，經濟結構調整和尋求發展的動力。其二，政府的財力和民眾訴求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政府在有限財力下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與其向民眾承諾的福利待遇之間的矛盾，正使歐盟和美國面臨難題。其三，全球化以后貿易保護和民族主義的問題。“世界經濟已經全球化了，我們需要更多的經濟貿易往來，才能使大家走出困境，但金融危機又使得各個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上升，這對于未來全球協同發展會有一定的影響。”
吳曉靈指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良好的制度設計，這是一個共識。“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在于各國政府完成自己的制度變革。美國和拉美國家的前進要靠制度變革，中國前進的動力也在于制度創新。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說，中國在過去35年中，差不多每十年會有一個綱領性文件指導改革。
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標志著改革從農村全面進入城市，改革取得了長足發展；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十四大的基礎上對上世紀90年代改革作了個注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和框架，城市改革由此全面推開；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對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問題的決議，改革由此步入深水區、進入攻艱克難的階段，思想界懷疑、否定改革的聲音也再次出現。
“每次改革出現徘徊就醞釀下一階段改革的高潮。按此規律。2013年又是一個十年的開始，期待形成下一個綱領性文件，指導下一次改革，現在獻計獻策很有意義。”
“未來10至20年，中國最大的投資是改革。”經濟學家周其仁試圖從投資、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來說明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外需增長乏力，內需的增長主要與投資、消費相關。而投資與消費這兩駕馬車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現在消費受到收入等因素的制約，增長緩慢。于是更多人把希望寄托到投資身上。但投資最終要靠消費埋單。“現在的問題是，很多投資能不能有收益？”
他認為，投資和消費有矛盾，但不對立。關鍵是投資與消費之間的比例是不是適合。如果比例失調，國民經濟難以健康發展。投資消費之間要積極互動，這就需要一套好的經濟制度。否則，再好的愿望也無法奠定長期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
他認為，由于現有的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不到位，導致投資與消費之間的比例無法判斷。未來改革方向，應該努力使價格消費系統發揮重要作用，推進相關方面體制改革。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應適當增加消費所占比重，“消費增長遠不是給一鞭子、撥一下開關就往前走那么簡單。”消費比重的增長，首先有賴于居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這又涉及到國家很多領域的深層次改革，涉及到市場經濟基本秩序的進一步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