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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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自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報紙、廣播、電視與電影等所謂“單向傳播媒介”構成了城市主流媒體，并塑造了中國城市價值形成的“單向認同”模式。新世紀以來，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媒體技術在中國遍地開花。以微博為例，在本年度，微博以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出現在幾乎所有公共事件中。微博的社會影響力不僅體現在覆蓋日益廣闊，也體現在人們借此形成新的媒介行為與價值認同上。
近幾年，新媒體對中國城市社會生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通過新媒體的移動參與平臺，多元城市群落日益發達并顯示其日益增強的社會影響力；二是通過新媒體的強大輿論影響，人們對社會公共事件從原先的被動觀看逐漸走向了前臺，以“集體圍觀”的方式形成了中國城市社會中新的參與力量；三是通過新媒體，社會決策層與廣大民生主體的互動增強，公共決策在新媒體輿論的引導下日益完善。
公民文化權益問題凸顯，文化產業發展的產業屬性逐漸向社會屬性轉向。
5年來，在都市化進程的帶動下，我國人民文化權益的需求與滿足成為重要問題。
公民文化權益訴求凸顯，滿足與保護公民文化權益成為年度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去年，“文化場館免費開放”是滿足公民權益的重要舉措之一。經過近10年政策演進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鋪墊，我國公益性文化場館免費開放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今年，全國所有公共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站）基本服務項目全部免費開放。這意味著公眾對文化資源的使用脫離了產業運營的限制，成為公民行使其公民文化權的重要體現。
推行并落實“國民休閑旅游綱要”是保障公民文化權益的另一重要舉措。去年，《山東省國民休閑發展綱要》（簡稱《綱要》）頒布，《綱要》明確“國民休閑是指國民在閑暇時間開展的旅游度假、康體娛樂、求知益智、愉悅身心等活動，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并提出“把國民休閑的社會公益性擺在優先位置，不斷加大政府投入，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基本休閑需求”。《綱要》還對旅游休閑的發展定位進行了新的解釋，將休閑旅游從單純的產業運營提高到公眾權益與社會福利的層次，標志著將山東省休閑旅游的發展重心從“產業本位”調整到“社會本位”。
公民文化訴求與實際文化消費之間存在明顯沖突，顯示出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建設正處于十字路口，主流文化干預逐漸增強。
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建設的問題在于，盡管在都市化進程的直接引導下，當代人的公民身份與公共文化權益訴求逐步覺醒，但我們的現實文化實踐卻傾向于選擇滿足個人化、情緒性需求的文化消費對象，由此形成了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建設特有的“夾心”現象。
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至今已30余年，電視娛樂產業已相對成熟，并成功培養出幾代觀眾。但正如相關研究指出，自新世紀以來，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的問題越來越多，娛樂內容高度雷同，娛樂層次日趨低俗，尤其是該類節目以公開形式制造媒體騙局，以沖擊人的倫理與道德底線來換取收視率，導致了公眾輿論對電視娛樂節目的罕見討伐。但耐人尋味之處在于：那些公眾譴責最集中的電視娛樂節目和人物卻獲得了最高的收視率和關注度，“邊罵邊看，越罵越火”成為中國電視娛樂的奇特景觀。這其中當然包含了電視媒介工業的文化詭計，但為數眾多、樂在其中的各種群體，也揭示了當代城市大眾在公共文化選擇上正處在十字路口的尷尬。
公民道德問題與信任危機成為社會熱點，但由于道德理性缺乏而主要停留在道德批判激情的層次，則是需要關注的深層次問題。
公民道德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是道德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歷代社會實行社會凝聚的重要基礎之一就在于道德認同。
有研究指出，在很多話題上，媒介塑造了一種基于道德正義的譴責論調。這盡管有效激發了人們的道德義憤，但也造成了一個誤區，即媒介引導的輿論譴責基于道德的超驗性，認為道德是人無條件實踐的社會行為。而在現實中，幾乎所有的當事人都從自己作為一個“公民”身份來處理道德問題，這時如何選擇就主要服從于一個人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因此，“見死不救”不應是傳統的道德問題，而是公共社會與公共文化是否成熟的問題。由此可知，在中國都市化進程被日益放大的道德焦慮，在根本上是中國由鄉土社會、市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和發展階段問題。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在未來的城市化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