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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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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城市化過程中紅利的政府，現在需要適應新角色。作為負責任的政府，需要承擔城市化過程中的成本，實現社會福利均等化。
城市化的健康有序，是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民小康的關鍵議題之一。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進入城市的低收入群體的原始積累與就業能力。
中國的原始積累主要靠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增值，因此，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一直是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是社會爭議的焦點。有關方面顯然關注到了這一點，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也就是說，讓農民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
從提高土地征地價格開始，城市化成本上升。
以土地征收為例，以往農村許多地方征一畝地僅補償給3萬~5萬元，現在提升到每畝15萬元左右。土地轉性拍賣后，從耕地、工業用地最后到住宅用地，每畝收益高達幾百萬元，成為地方政府主稅收之外最大宗的收入來源。不過，不能以大城市的近郊農民通過拆遷獲得巨額補償來說事，大城市的高補償是特例，在絕大多數的中小城市，拆遷補償依然較低。
實現有序進城、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農民進城成本有多高？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陳錫文的調研測算，北京市最近對50個城鄉結合部的村莊改造，兩三萬農民要變成市民，政府平均每人要投入100萬元，也就是需要2億~3億元的支出。中小城市一個農民進城成本在10萬元左右，若以未來十年2億農民進城計算，需要支付的成本是20萬億元。另外，按照某地的做法，以一個農民進城補助2萬元的最低標準計，需要的成本仍然高達4萬億元。城市化創造的價值也許遠遠超出支付的成本，但成本支付是剛性的，財富創造是不明確的。
政府現在已經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首先是社會保障的壓力；其次是社會資源爭奪戰。連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保金缺口都存在巨大缺口，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曾有一份調研：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員89.12%的302萬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已經低于全國社會保障的平均水平。廣州企業平均養老金2008年為1547元/月，比上海高46元，2009年經三次調整后，廣州企業平均養老金達2057元/月，比上海高386元，上海只能“咬牙往上漲”。今年10月，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表示，現在養老保險積累接近三萬億元。在有些老工業城市、西部地區，確實有收不抵支的市縣，還要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給予補助，每年需要兩千億元，而這部分支出并不全部體現在地方財政收支表中。
為了填補缺口，各地通常都將土地增值收益提前納入財政盤子，同時以工業企業的正常利稅與農業收入產出相比較，得出當地經濟發展的樂觀數據。這樣的樂觀稍顯心虛，土地增值收益沒有絕對的保障，而工業企業的利潤視企業的情況而定，我國目前進入城市的農民朋友沒有經過專業技術培訓，很難大力提升城市新興產業與高端服務業，專業培訓是企業、政府所必須支出的成本。
城市化過程有兩條路，一是放慢步伐、積極尋求雙贏之路；二是突飛猛進、以壓低所有的要素價格為代價的大舉擴張之路。
如果只著眼于短期的成本收益，如果把地方政府視作一家經濟主體，就會走入歧途。壓低土地征收價格、抬高土地收益、剝奪農民權益將成為常態，這都是某些企業常用的提高盈利的辦法。
放慢步伐，讓農民獲得土地收益成為有產者，讓他們以有產者有恒心、有責任感的態度進入城市，將原始積累中的一部分作為教育券而不是現金支付，推動農民工進入自己認可的學校、接受專業技術培訓，通過農民工朋友的五年納稅證明獲得長期居民權力，通過全國統一的社保讓農民工或者異地人士將本地的社保轉入居民城市，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樣的城市化未必漂亮，但這樣的城市化，是扎實、安全、真正拉動內需的城市化。
中國需要后一種城市化，需要長期、可靠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