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城市化如何才能真正成為十八大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可以說,現(xiàn)代社會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化演進的結果,城市化不僅造就了現(xiàn)代人類社會文明,也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社會經濟的繁榮。從最為經典的研究來看,城市化主要是指農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化過程,反映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區(qū)的擴展、社會以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它不僅是對人類社會產生最大影響的社會化過程,也是當代社會現(xiàn)代化和經濟增長的直接指標。因此,要讓城市化真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政府就得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從現(xiàn)代文明史的角度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讓農村居民真正進入城市,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發(fā)生全面改變,他們的經濟能力得以全面提升,以此來提高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創(chuàng)造社會的經濟繁榮。因為,城市是現(xiàn)代社會聚焦各種資源、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節(jié)省交易費用等最好的方式。比如說,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同樣成本的情況下,在城市投入所產生的效率就比農村投入要提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還有,為何許多人口十分密集的城市其經濟十分繁榮,原因就在于這些城市經濟運行的交易費用往往要低于其他地方,特別是農村。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不應是城市的“過客”,而是要讓農民真正成為城市的居民。因此,十八大后把“城鎮(zhèn)化”作為未來經濟發(fā)展的重心或動力,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是應該把“城鎮(zhèn)化”更進一步推進,擴展為“城市化”。因為這個“鎮(zhèn)”字既與傳統(tǒng)“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鎮(zhèn)”聯(lián)系在一起,也與當前“偽城市化”有很大關系。這種“城鎮(zhèn)化”看上去是降低農民進入城市的成本,但它無法改變當前中國傳統(tǒng)的二元經濟結構,也無法真正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當前中國統(tǒng)計口徑上的城市化率達到51%,但城市戶藉人口僅占有35%,許多農民及小城市居民根本上就沒有在所居住與工作的城市生根。這種城市化就是當前一些研究者所說的“偽城市化”。當前中國社會與經濟中的許多問題都與這種“偽城市化”有關。
其次,十八大后的“城市化”要與經濟“房地產化”區(qū)分開。經濟房地產化,就是為了GDP快速增長,政府通過錯誤的房地產政策(過度信貸擴張鼓勵住房投機炒作)讓社會資源涌入住房市場,讓房價在短期內飆升、房地產泡沫吹大、其暴利向少數(shù)人轉移等,以此來帶動經濟增長和推高GDP。而城市化的目標就在于更有效率地配置與運行資源,在于提高農民的經濟能力。當然,大量的住房生產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也是城市化得以實現(xiàn)的重要方式。但是城市化的住房生產主要是滿足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及住房福利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把住房交易當作賺錢的工具或宏觀調控的工具。正因為城市化過程中存在巨大的潛在的居民住房需求及需要建造大量的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化也為未來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第三,城市化的過程同樣是市場化演進的過程。因為,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如何進城,社會資源如何流動以及如何向城市聚集等各個方面,基本上由市場價格機制來決定,政府所要做的是對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進行清理,是完善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以保證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更有效率。但是早幾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種非對稱的市場化過程,即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可以由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但是決定這些商品供求關系的要素又處于政府嚴格的管制下,比如資金、土地、能源、礦產資源、環(huán)境監(jiān)管等。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導致商品價格機制嚴重扭曲,而且這種管制也是當前財富與收入嚴重分配不公的根源。因此,十八大后的城市化就得全面建立在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上,就得減少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與管制。
可見,十八大后,中國要讓城市化真正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得進行一些重大制度改革讓農民真正成為市民,就得讓住房市場真正成為釋放居民巨大潛在消費需求的市場而不是賺錢的工具,就得減少政府對市場的過多管制與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就得下決定對一些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否則,中國城市化又同樣可能步上經濟“房地產化”的覆轍。而經濟“房地產化”不僅不能夠成為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的動力,反之它可能成為損耗中國經濟改革成果的一個負面因素。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