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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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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國家發改委社會領域綜合改革唯一試點的社會組織，其改革格外受到矚目。
社會組織改革也是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的措施之一，改革意義重大。
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副部級單位，列為中央財政一級預算單位，它的改革“試水”也將對其他類似組織起到借鑒作用。
10月中旬，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第二次向社會公開選拔部分領導干部。
與第一次公選的4位中層干部相比，這次職位數量共12個，范圍也更廣，包括總會的部長、處長等核心崗位，還包括多個直屬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
其中，“組織宣傳部部長”一崗，備受關注。不僅是部門正職，而且主管公共關系和紅十字品牌管理。這個職位對飽受“郭美美”網絡事件影響的紅十字會來說，尤為重要。
這次人事公選，是紅十字會9月末公布六大改革方面的其中一個，人力資源改革。
在持續一年的紅十字會改革的爭議中，“去行政化”是輿論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這次對外招聘，也是紅總會破除行政編制限制，增加實干人才的一個舉措。
輿論倒逼
郭美美事件，引發中國慈善公益領域的信任危機；同時揭開中國慈善公益體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導”的積弊
去年6月，“郭美美炫富事件”將中國紅十字會拉向輿論漩渦。
“毫無公信力”、“勸捐積極但善款從不公開透明”……短短一個月時間，這些公眾的質疑從紅十字會蔓延到所有官辦慈善機構，引發整個中國慈善公益領域的信任危機。
今年10月中旬，中國慈善總會有關負責人回顧當時的危機時說，受到個別輿論引導，部分社會公眾的捐贈熱情一度下降，影響了慈善組織的募捐工作。
據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數據顯示，當年6至8月，全國慈善組織共接收捐贈8.4億元，與同年3至5月的62.6億元相比，降幅達86.6％。
另外，2011年，全國紅十字會系統接收捐贈28.67億元，與2010年該系統接收67.29億元社會捐贈相比，降幅近6成（57%）。
去年10月10日，國家人口計生委原副主任趙白鴿，當選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她一上任就表示，紅會改革，增加透明度，重塑形象。
“輿論倒逼”，是社會各界對紅十字會改革的直觀感受。
同時，在很多學者和政策界人士看來，“郭美美事件”揭開了中國慈善公益體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導”的積弊。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擁有副部級行政級別，列為中央財政一級預算單位。
與之相應，遍布全國省、市、縣的各級紅十字會，均被納入行政或事業編制，接受全額財政撥款，負責人多由同級政府任命，在編工作人員享受公務員待遇，參公管理。
紅會內部人士稱，多年來，“參公管理”確實造成紅會系統的“官僚化”傾向，組織缺乏活力，應急救護、人道救助等核心業務，存在壓力和動力不足問題。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說，“郭美美事件”讓人們更加明白，慈善的體制和機制必須變革，不變革無路可走。
今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紅十字會再次接受公眾的檢驗。
然而，募捐仍不順利。
北京一家企業號召員工向紅十字會捐款，兩天時間，只有幾人捐款。盡管捐款絕對總額超過千萬，但是絕大多數捐款來自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其他省市的紅十字會。
對于7·21暴雨募捐，網絡上甚至出現“捐你妹”這樣的調侃。
“捐你妹”，體現出公眾對整個“官辦”慈善的信任崩塌。作為“官辦慈善”的代表，中國紅十字會如何重拾公眾信任，成為改革路上最緊迫的任務。
“絕大多數怕改革”
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課題組組長楊團說，改革阻力很大，推進維艱。特別是“去行政化”的體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今年7月10日，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明確中國紅十字會是法定機構，是人道領域的政府助手，進一步提出各級政府應“著力推進紅十字事業改革創新”。
國家《意見》的發布，意味著中國紅十字會的改革方案，已經獲得政府高層認可，即將啟動全面改革進程。
而《意見》背后，是公眾呼聲、專家意見，中國紅十字會與政府，總會與地方紅會，地方紅會與當地政府之間長達10個月的“談判”和博弈。
去年11月初，趙白鴿邀來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北大、清華、北師大的20多位學者，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戰略課題組”。
身為課題組組長，楊團說，改革阻力很大，推進維艱。特別是“去行政化”的體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楊團介紹，在紅十字系統內部，從總會到地方紅會，“絕大多數怕改革，怕摘掉公務員的帽子”。
據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系統編制工作人員為11228名。
除了中國紅十字總會是副部級社會組織外，各省、市、縣、鄉鎮的紅十字會，均納入行政或事業編制，接受全額財政撥款。負責人由同級政府任命，在編工作人員享受公務員待遇，也就是“參公管理”。
課題組曾提出，從基層紅十字會和行業紅會開始，逐步與行政脫鉤；剝離紅十字會的日常慈善功能，將公募權轉交基金會；紅會的組織體系應是協同、垂直管理，既要保持地方紅會的獨立性，又要加強紅總會對地方紅會的治理和指導。
但這個改革方案，首先在紅十字會內部，就引起很大爭議。
業內人士甚至指出，改革是紅十字總會“一頭熱”，地方紅會的危機感并不強。
9月份，紅十字會計劃先找8個省級紅會做改革前的評估，然后從8個省里找試點。當時主要靠地方紅會自己報名，而后來，主動報名接受診斷評估的省級紅會寥寥。
最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運用公招和外聘等形式，公選干部。但多數地方紅會仍未突破“編制”，長期以來“只能有多少人干多少活”。
另外，有地方紅十字會雖也在探索擴充人員，但招聘的人員與編制人員之間采取“雙軌制”管理，招聘人員的勞動合同需一年一簽，工資、戶口、加薪、未來晉升空間等問題，與在編人員有很大差別。
最終，“去行政化”，并未直接列入中國紅十字會的改革任務中。
“改革需要勇氣，需要時間，更需要技巧”，楊團解釋。即將開始的紅十字改革，選擇的是“曲線路徑”和“雙軌制”。
在最新一版改革方案中，財務上將政府撥款與捐贈收入分離，捐贈收入對公眾公開；在人事上，加強志愿者建設和外聘無編制人員，降低體制內人員的份額，同時加強基層選舉，弱化政府任命。
國際診斷
中國紅十字會主動參加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組織的組織能力評估，為改革“把脈”，結果暴露出中國紅會幾大問題
“去行政化”推不下去，只能繞道。
今年8月，中國紅十字主動接受國際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組織能力評估，意圖為改革提供診斷。
這種被稱為OCAC（國家紅會組織能力評估與認證程序）的評估（診斷）體系，主要內容是考察紅十字會的生存能力、執行能力、發展能力、資源動員能力和組織治理能力，評價指標多達495個。
據趙白鴿介紹，評估結果暴露出中國紅會存在四個比較大的問題：一是紅十字系統的治理結構不暢；二是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對志愿者的管理不暢；第四是宣傳倡導不夠。
這四大問題涉及中國紅十字會內部治理結構、志愿者管理、信息化、人力資源、風險防控等方面的問題。
趙白鴿說，評估中有一個題目：“紅十字會對于代表最脆弱人群的意愿表達做得如何？”非常遺憾中國紅十字會這條打的是“A”，屬于比較差的那一檔。
這些問題為改革提供了一些方向。
趙白鴿表示，中國紅十字會未來有六大改革任務：調整戰略定位，整頓治理結構，建立專業服務的人才隊伍，邀請社會中立人參與對紅十字工作的監督與評估，加強紅十字會的財務管理和品牌管理。
其中，趙白鴿特別強調，紅十字會要圍繞緊急救援、應急救護和人道救助三大核心業務，做專業化公共服務和人道關懷平臺。
引入社會監督也是改革的重點。趙白鴿說，引入社會監督，紅十字會改革要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體系，把紅會做的事情一件件準確地說出來。另一個是決策和評估體系當中必須真正尋找獨立的人參與到這個機構，代表中立的觀點進行評估。
破題社會組織改革
甚至包括工、青、婦這類的“政府”社會團體今后也需要改革。紅會改革，是在為中國社會組織改革和慈善公益體制改革探路
今年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國家發改委提交的2012年綜合配套改革重點方案，其中，社會組織改革單列一條。中國紅十字會作為惟一的社會組織，入列國家社會領域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點單位。
在國務院相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發展扶持社會組織，建立健全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制度，開展社會組織改革試點。
7月11日，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地方紅十字會開展社會組織改革試點。
“不接地氣兒，是不少官辦社會組織的通病。”紅十字會總會有關負責人說，中國紅十字會的改革，不僅關系到自身的成敗，也是中國社會組織改革的一次“投石問路”。
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也表示，以往由政府承擔的很多社會事務，要由包括公益組織在內的社會團體來承擔。承接這些任務的社會組織也必須改革創新，加強能力建設。
與紅十字會類似，有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甚至包括工、青、婦這類的“政府”社會團體今后也需要改革。楊團認為，紅會改革，是在為中國社會組織改革和慈善公益體制改革探路。
在上述負責人看來，作為國家運行的政府、市場、社會三個支點之一，社會領域的改革遠遠滯后，亟待發力并破題。“紅十字會作為一個既遵循國際人道主義原則，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其改革，有著無可替代的示范意義”。
作為社會組織，這位負責人明顯感覺到紅十字會與政府機構的不同。他說，無論是在國家機關，還是在央企，都有一套固定的工作程序，比較嚴格的層級要求，但在紅十字會內部，還能明顯感受到社會組織的靈活性。“社會組織要應對千變萬化的社會環境，如果有緊急重要的情況，每一個基層的工作人員，都能夠直接找到我們的會長或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