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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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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學者黨國英（資料圖）
黨國英 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中國經濟要保持一個長期健康發展的趨勢，需要有一個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好在是我們有了一個開放度較高的市場，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發展自主權，這就使我國資源配置調整大體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以致經濟發展長期保持了活力。中國資源配置調整的根本特點是什么？就是城市比農村更缺乏廉價勞動力。于是，就在大體自由的市場環境下，農村廉價勞動力源[9.69 1.04%]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這是中國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核心“秘密”。
就大國經濟成長歷史看，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創造了新紀錄。近十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約提高1個百分點。這個速度超過了美國最快時期的城市化速度；它的城市化速度在最快時期城市化率每年大概提高0.5個百分點。但我們的城市化速度以及由此伴隨的問題似乎嚇住了一定層次的社會精英，于是就有了一些似乎想抑制城市化速度的想法和做法。我們把城市化的文件語言改做了城鎮化，又不斷出臺所謂“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其實，文件語言的改動沒有太大的意義。如果翻譯為英語，城市化和城鎮化是一回事。講城市化的人們大多并不反對發展小城鎮，而講城鎮化的人們也有可能熱衷發展大城市。至于“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到了實踐中也很難嚴格起來。與日本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相比，我們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所占用的農地是日本的8倍左右，土地浪費實在太厲害。
對城市化的恐懼，經由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大大地膨脹了。一個至今很流行的說法是，城市化過快會產生“貧民窟”，進而導致顛覆性的社會災難。也還有其他一些城市恐懼病的意見，這里暫且不一一陳述。
我們有別的辦法么？好像有了，有人錯誤地詮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見，隱約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種主張：國家把農村建設好，農民兄弟們就呆在農村，別進城了；靠農業或農村產業也能讓農民致富，農民沒有必要到城里去！殊不知，這是一個天方夜譚。有人不懂，城市化固然有自己的問題，但把農民固定在農村，問題更大。
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反映了一種不同凡響的關于經濟發展的認識。若把這個會議看做一個農村工作會議，實在是低估了其歷史意義。這個會議以后，地方領導人紛紛把自己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工作靠到了城鄉一體化這個主線上來，且把農村發展和城市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文件語言有了變化，其中不乏因獲得“合法性”而產生的喜悅。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有這個成績，學習科學發展觀實在算學有所成。
然而，還是有人對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意見不肯做正確理解。當然，城鄉一體化的出發點是要解決中國的二元結構問題，是要中國農村繁榮起來，讓中國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具體說，一是要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問題，二是要提升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但是，怎么辦好這兩件事情卻大有講究。是把人口大頭放在城市搞城鄉一體化，還是相反，把人口大頭放在農村搞一體化？兩種思路，南轅北轍。
我們當然不能在保持9億農民的基礎上去搞城鄉一體化。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應該說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答案。會議沒有發布完整的公報，但新華社的新聞稿給我們提供了重要信息。新聞稿說，國家將“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新聞稿還說，國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將圍繞“城鎮化”逐步展開，并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深刻影響。
一錘定音。在城鎮化(或城市化)這個重大戰略目標上，中央和地方在更高的決策平臺上取得了一致性。
哪些事情做好了，城鄉一體化任務就算完成了？依據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我看要講5條。一是城鄉統一市場的基本建立，特別是統一要素市場的建立；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基本一致；三是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致，特別是社會保障的城鄉差異完全消除；四是農業高度發達，農業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國恩格爾系數平均降到15%左右，專業農戶成為農村的主體居民；五是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這些目標實現了，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將不復存在。
這樣一些目標并非不可企及。在我國某些發達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這個目標。一些東歐中等發達國家也基本上實現了。只要堅持積極的城市化政策，并輔以其他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不亂折騰，中國實現這些目標用不了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