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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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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的相關研究報告稱，中國2011年城市化率超過50%，從2000年至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由36.2%提高至51.3%。對于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國內輿論一般都持正面看法，不少官方學者認為，一方面需要提高城市化率，另一方面需要改進“不完全城市化”，讓大量在城市長期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還有學者認為，中國在2011年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但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遠低于美國在5000美元發展階段的城市化水平，可見中國的城市化仍然滯后于工業化，還需大大加強。
毫無疑問，中國的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城市化率也將繼續提高。不過，在看到城市化帶來經濟增長、促進投資、推動服務業發展、擴大內需等好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城市率突破50%之后，也會帶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新問題。從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歷史來看，城市化率50%往往是一條值得關注的社會動蕩的警戒線。
有這么可怕嗎?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表示，我們說城市化率50%是一條社會動蕩的危險警戒線，這當然是一種經驗主義的觀察，但這種情況在世界上已有不少的案例。伊朗發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發生政變，軍政府當道的時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動蕩，阿拉伯之春的發生，雖然大多數城市的城市化率高于50%，但這些國家和城市問題的積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后。因此，對于城市化率50%這一條社會動蕩危險的警戒線，在城市化路上行進的中國必須高度警惕。
為什么安邦提出50%的城市化率是一條社會動蕩危險的警戒線呢?在安邦研究團隊的內部討論中，陳功指出，這個問題是城市研究領域的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如果結合中國國內的情況簡單加以歸納，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城市化率達到50%之后，城市可資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拆遷成本高漲，但城市化剎車不易，因此土地問題導致的社會沖突將會特別劇烈。當年伊朗和土耳其都曾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警察和推土機，引發社會族群的劇烈對抗，積累了仇恨，導致社會不穩。
安邦并非認為中國不應該推動城市化，但我們要警告的是，中國并沒有為城市化率達到50%而做好準備。
第二，產業形態發生改變。由于城市化率的上升，生產和服務的綜合成本迅速上升，很多產業不能夠適應這種成本的上升，因而企業破產和關閉的情況將不斷發生，導致產業結構和形態發生改變。
第三，生活成本急漲。城市化雖然可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但城市化也會造成生活成本上升，而且這種趨勢通常是不可抑制的，除非城市化率逐漸穩定下來。
第四，城市與鄉村的有機關系可能被切斷。很多情況下，城市是作為鄉村的現金來源而存在的，鄉村生活依賴于來自于城市的現金支持，但如果城市生活成本高漲之后，很多人無法在城市生存下去，鄉村的這一現金來源可能被切斷。
第五，城市二代人口融入社會困難。城市化意味著大量人口進入陌生的城市，其中的第二代人口已經為城市居民，但其是否可以順利融入城市生活，是否可以順利的找到適宜的工作，是否可以為城市所接受，這些都是問題。
數年之前，在法國發生的年輕人燒車運動現在依舊令人記憶猶新，這些年輕的法國人都是第二代人口，他們并非是移民，更不是非法移民。他們在對抗警察的時候，手中都高舉著法國身份證。他們是因為無法融入社會，而集聚了越來越大的怒火，集聚的怒火總需要找機會發泄，對于社會來說這就是危險。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作為中國國內的獨立智庫，安邦并非認為中國不應該推動城市化，但我們要警告的是，中國并沒有為城市化率達到50%而做好準備。現在眾多地方政府依然認為，城市化就是房地產，搞的越大越好。還有數量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城市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工具，因此城市化率越高越好。這些盲目的認識如果得不到糾正，中國社會將有很大機會面臨不可預測的危險，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