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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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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發展戰略被賦予了擴大內需和促進結構調整的重要使命。這標志著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從工業化帶動的被動城市化階段過渡到主動城市化階段，主動城市化也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城鎮化”被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賦予了其肩負擴大內需和促進結構調整的重要使命。在筆者看來，這意味著中國即將告別被動城市化的歷史發展階段，并進入到主動城市化的發展新階段。由此，主動城市化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之所以說，城鎮化將推動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由“被動城市化”向“主動城市化”方向轉變，是因為當下中國工業化發展已進入到“進口替代”的中后期階段，其重要特征是重工業化基本上已達到頂峰，國民經濟積累率也基本上達到了頂峰，工業化的外延式擴張已達到一個臨界點。此時，工業化推動的被動城市化發展動力開始弱化，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由“被動化”轉向“主動化”的發展之路。
確實，中國經歷了工業化推動下被動城市化的發展歷史。過去30年以來，憑借勞動力成本低下、土地成本較低等競爭優勢，中國快速承接了全球加工制造業的轉移，并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發展影響深遠。數據顯示，1978年-2008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從17.92%上升到45.68%。特別是自1995年以來，隨著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城鎮人口比重從29.04%起步呈年均1.28%的增長態勢。
可以說，“主動城市化”是工業化完成外延式擴張之后的必然發展趨勢，其基礎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在中國，主動城市化的試驗早已展開。例如，成都和重慶的城鄉統籌試驗，小港村的農戶-公司等農業生產合作模式，以及嘉興地區以宅基地入市整合農村集體用地等。這一切變化都是由農業生產力發展帶來的，也必將進一步帶動農村生活模式和生產模式的變革。
筆者認為，主動城市化將對口就業結構、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型產生很大的作用與影響，最終將有助于擴大內需。
從目前來看，實現人口就業結構的轉型是主動城市化的一個顯性目標。在過去10多年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階段，正式產業工人數量增長已放緩，但農民工數量卻增長很快。確實，主動城市化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讓這些農民工逐步融入現代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之中，并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和市民。
從區域結構來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的城鎮人口比重已經超過60%，但西部地區省份僅為35%左右，部分省份還低于30%。在這一城市化水平和區域結構下，今后城鎮化的發展任務就是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并推動全國范圍內的均衡城市化發展。
一旦人口就業結構發生了升級，必然會帶來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最終將實現人民生活模式的轉變。但是，無論是工人的構成還是區域人口結構的變化，都依賴于區域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因此，從消費結構來看，區域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下的人口收入結構也將發生變化，這將直接推動消費結構的升級。其實，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已經為主動城市化下人口結構及其消費結構的升級奠定了基礎。例如，從目前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來看，2020年我國的縱橫交通大動脈將達到全球先進水平，制造業產能將能滿足中國消費結構升級所需要的產品生產、以及正在推進的產業升級也將滿足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
另外，城鎮化發展對結構調整也將產生積極的作用與影響。這是因為，經濟結構不合理往往是相對的，不合理可能是相對于特定需求結構而言的。例如，相對于當下45%的城市化率或收入低下的人口，我們現有的產能的確過剩了。但是，如果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65%，那么近20%的新增城市人口與原有城市人口的消費升級潛力將是巨大的，有可能會消化當下部分不合理的過剩產能。從這個角度分析，“主動城市化”通過推動人口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系統性變遷，將對帶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以上分析可見，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之后，中國工業化正進入一個集約化的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將帶來人口結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及產業結構的重大變遷，勢必會對擴大內需、結構調整等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主動城市化”也將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