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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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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生態文明不僅要求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還應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價值觀和社會氛圍，成為社會公眾的自覺行動和實踐指南，以盡可能小的資源環境代價提高生活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本文對生態文明的一些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以便更深刻地理解這些概念并付諸實踐。
有關概念的起源、演變及其相互關系
什么是生態文明，迄今并沒有公認定義。“生態文明”一詞的使用時間并不長，前蘇聯環境學家在《莫斯科大學學報·科學共產主義》1984年第2期發表的“在成熟社會主義條件下培養個人生態文明的途徑”一文中首先采用，認為人類發展必須重視生態狀況。對生態文明內涵的理解因人而異：有人強調生態狀況，有人強調文明程度，有人強調生態環境保護，有人強調生態環境工程建設，可謂見仁見智。
生態文明涉及生態和文明兩個方面。生態是自然科學的研究范疇。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海克爾把“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命名為生態學。生態學理論認為，生態指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存在狀態及相互關系，有競爭、共生、自生和再生的演化規律，有保持時間、空間、數量、結構和秩序的持續與和諧功能。1944年，日本民族和人類學學者梅棹忠夫用生態史觀研究人類文明史并發表文章，1967年出版《文明的生態史觀：梅棹忠夫文集》，認為自然環境、生態條件對文明史進程有著重要作用。用生態學方法認識人與自然關系、處理環境與發展問題，就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提出，文明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構成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
生態文明的內涵不斷豐富，我國學者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1987年，葉謙吉教授將生態文明解釋為“人類既獲利于自然，又還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統一的關系”。同年，劉思華教授提出：“現代文明”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內在統一”。1997年，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生態文明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一書，認為“生態文明是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先進社會文明形態”。王如松教授在《當代生態農業》2000年第1期發表“論生態革命走向生態文明”一文，并對生態學及其應用進行深入研究，提出許多科學見解。潘岳從中華文明傳承、社會主義生態倫理及生態價值觀等方面對生態文明進行系統梳理，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國內已出版了多套《生態文明叢書》。2011年11月，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成立，試圖推進生態文明研究，并通過試點探索生態文明城市建設經驗。
簡言之，生態文明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生態文明要求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態度對待自然，反對粗放利用資源，建設和保護生態環境。廣義的生態文明包括多層含義。第一，在文化價值上，樹立符合自然規律的價值需求、規范和目標，使生態意識、生態道德、生態文化成為具有廣泛基礎的文化意識。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滿足自身需要又不損害他人需求為目標，踐行可持續消費。第三，在社會結構上，生態化滲入到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追求人與自然的良性循環。
近年來，我國使用了不少的新概念，如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綠色低碳轉型等等。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兩型）社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著力點，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統領循環經濟、節能減排、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和防治自然災害等領域，可以理解為近階段推進的工作重點。在國外，綠色經濟主要由環保領域的專家提出并使用，關注環境保護活動的產業形態和經濟發展；生態經濟是農業（含林業，即大農業概念）專家提出來的，不僅關注農業環境保護，還包含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低碳經濟發端于能源戰略調整，強調高效、清潔利用化石能源，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減少人類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循環經濟研究廢物回收與綜合利用，在我國還強調變廢為寶，化害為利，提高資源產出率。清潔生產強調源頭削減、過程控制以減少污染物產生和排放；生態工業園重在空間布局，通過企業入園、產業集聚等途徑達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競爭力的目的。此外，國際上曾經有過“有增長無發展”的說法，因為增長主要考察經濟狀況，發展則覆蓋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國內外采用上述概念側重點雖有差異，但目的相近，均強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只有準確理解內涵，把握其精神實質，才能用之指導實踐，才能避免少數地方出現的換一任領導換一個口號的情形。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生態文明被確定為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與可持續發展既有共同點：既是發展目標，又是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也有差別：生態文明從生態狀況的角度考察發展的代價或外部性，可持續發展則從發展的角度衡量發展的后勁和可持續性。
人與自然的關系通過社會聯系在一起。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研究自然、人、社會演變歷史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揭示了：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自然是人類生存和表現自我的基本條件。勞動使人們以一定方式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社會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中介，把人與人、人與自然聯系起來。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僅滿足了生存需求，還創造了財富；同時也使自然界發生變化，如植樹造林改善了環境，污染物排放污染了環境，前者是人類活動的正外部性，收到“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效果，后者是負的外部性，排污者轉嫁了污染物治理成本。人類作用于自然，自然也會反作用于人類。關于這一點，恩格斯早就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當然，各種自然災害，如地震、火山爆發等的發生是目前技術經濟條件下人類難以抗拒的，這就需要人類在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順應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類。
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晶，生態文明則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生態文明建設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必將會帶來生態文明的結果，兩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人類社會處于不斷發展之中，經歷了不同的文明階段。人類文明，從時間上看可分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現在進入工業文明后期，或現代文明階段。從空間上看又具有不同起源和多元特點，如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等。
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活動趨于理性。原始文明時，人要依賴集體力量才能生存，生產活動主要是狩獵或采集果實，與生物及其環境呈協同進化關系，大致屬于原始的“綠色文明”階段。人崇拜自然，世界一些地方的“圖騰”就是佐證。隨著農業文明時代的到來，人類的生產活動由以利用自然為主逐步延伸到改造自然。如果人類改造自然活動超出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一些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瑪雅文明等的湮滅，就與過度放牧、過度墾荒和盲目灌溉等農業生產活動有關。
以珍妮紡織機的出現為標志，英國開啟了工業文明時代。工業革命后，人類開始了對大自然的空前規模的開發，創造了巨大財富。爾后，自然資源供應和環境容量的有限性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制約；以20世紀“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國多諾拉污染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氣體與毒物公害事件）為代表的環境污染，極大地損害了公眾健康。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用觸目驚心的事實闡述了大量使用殺蟲劑對人類的危害，敲響了工業革命環境危機的警鐘。1971年，芭芭拉·沃德等人提交了人類環境會議的背景報告《只有一個地球》，號召人類對地球這個小小行星給予人文關懷和維護。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題為《增長的極限》報告，提出“如果讓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按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的增長極限將在今后一百年中發生”。同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布《人類環境宣言》，號召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的同時也要承擔維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
只有發展，人類才能進入文明社會；只有可持續發展，才會有生態文明。換言之，生態文明既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延續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傳統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自然資源供應不起，環境容納不下，發展難以為繼。1987年，時任挪威首相的布倫特蘭夫人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里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通過《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等文件，號召各國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僅要關注發展的數量和速度，更要重視發展的可持續性。此后，可持續發展逐步成為各國共識。2002年，南非可持續發展大會將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確定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將水、健康、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等確定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重點。2012年聯合國“里約+20會議”，提出“我們期望的未來”。所有這些，均期望通過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人類邁入現代文明社會。
對生態文明水平的評價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用同一套指標評價經濟地理條件不同的地區并進行排隊并不恰當。生態良好是生態文明的重要標志，是一定經濟地理條件下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結果；但生態良好并不代表生態文明。如地球史上的中生代植被茂盛、恐龍種類很多，卻從未被認為是生態文明。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景觀就會不同，如青島、廈門、海南島等沿海城市風光旖旎，與烏魯木齊、蘭州、鄂爾多斯等內陸城市的生態環境完全不同。這些地區達到同樣的生態環境質量需要不同的投入、即使投入同樣的人力、資金等資源產生的績效也不可能相同，對其評價因而需要有不同指標。
生態文明需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
生態文明的文化內涵，既需要中華文明的傳承和揚棄，也需要與我國新時期新階段的現代文化有機融合。換言之，生態文明的文化內涵應與時俱進。
以儒釋道為中心的中華文明，蘊含著深刻的天人調諧思想和生態倫理智慧，我們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應當傳承和發揚光大。《周易》里“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所在。唐代孔穎達注疏《尚書》時將“文明”解釋為：“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經天緯地”意為改造自然，屬于物質文明范疇；“照臨四方”意為驅走愚昧，屬于精神文明范疇。
中國儒家關于生態環境的認識精髓是德性，主張以仁愛之心對待自然，主張“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界的有機聯系和有機統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體現了人本價值取向。《中庸》里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是儒家德政的具體主張。
中國道家關于生態環境的認識精髓是順應自然規律，并通過敬畏自然來完善自我。道家強調人以尊重自然為最高準則，要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莊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一種境界稱為“物化”，即主客體的融合。這種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融合的自覺意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國佛教關于生態環境的認識精髓是慈愛，認為世間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涅盤經》中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異。”一切生命既是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從善待萬物角度出發，佛教把“勿殺生”奉為“五戒”之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出慈悲為懷的生態倫理精神，并通過利他主義實現自身價值。
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之后，我們仍然需要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全球人口超過70億、財富成倍增長、技術突飛猛進、海量信息不斷涌現的今天，我們不僅要傳承“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耕地保護、勤儉持家的節約理念等精髓，還要學習古人通過制度保護環境的做法。例如，《逸周書》上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不登斧斤是因為春天的樹木剛發芽，不能砍伐。何時能砍伐呢？《周禮》上說：“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又如“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即通過立法對不愛護公共衛生的行為處以重罰，也是中華傳統文明中的組成部分。
中華文明不僅要傳承，還應與時俱進，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出發不斷加以創新。培育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文化，是我國生態文化建設的內在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胡錦濤總書記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指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變革的戰略任務，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目標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貫穿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創新理念，采用文明的態度對待生態環境，反對野蠻生產、反對粗放利用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以盡可能少的資源環境代價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只有將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現代文化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提高我國的生態文明水平。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基本內涵是認識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類；重要標志是文明生產、文明消費，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氛圍；實施途徑是統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環境良好。
從實際出發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有人認為，生態文明建設是發達國家的事情，我國還沒有到那個階段。這種看法并不全面。縱觀世界文明史，工業文明并不排斥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農業文明依然存在；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的高級階段，與工業文明并不對立。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我們不能到工業化完成后再建設生態文明，資源環境條件也不允許我國走粗放的發展道路，而要用先進理念引導發展。事實上，1998年長江全流域洪水后，我國啟動了退田還湖、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工程，并取得初步成效。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
建設生態文明的總體思路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節約優先、環境優先、生態優先原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自然規律、環境承載力和主體功能區為基礎進行人口和經濟布局，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合理控制資源能源消費總量；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提高資源能源產出率；保護和建設生態環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減輕氣象、洪水、海洋等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 轉變思想觀念，構筑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氛圍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應改變那種“重經濟輕環境、重速度輕效益、重局部輕整體、重當前輕長遠、重利益輕民生”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減少個別地方出現的換一任領導就換一個口號的情形；我們沒有理由也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當然，從基本國情和階段特點出發，我國生態建設目標不宜定得過高，而要把握好一個“度”；需要推動發展理念由注重增長的數量和速度向注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變；推動生態建設由不計成本、不考慮經濟地理條件向生態保護產業化、發揮比較優勢轉變。應將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指標納入統計和考核體系，使各級領導干部更關心經濟、資源、環境、社會、民生的協調發展，使我國的生態文明水平邁上新臺階。
2. 保護生態環境，夯實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基礎
土地、水、能源、礦產、森林、海洋等資源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等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產出率，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如在采礦中對共生礦、伴生礦進行綜合開發，盡可能延長產品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地把廢物轉變為可用資源。又如可以利用采煤產生的煤矸石發電和生產建材產品，利用煤層氣發電，既可以增加能源供應，可以減少瓦斯爆炸對礦工的威脅，還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是一舉多得的事情，應該積極倡導并大力推進。生態環境是生產力要素，是一種稀缺資源；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保護環境不是放棄發展，而是要追求人與自然、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應從源頭減少廢棄物排放，施行清潔生產，解決重金屬對水源、土壤等的污染、農村污染、大氣污染及海洋污染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保護森林、濕地、湖泊等自然生態系統，治理水體富營養化；嚴格監管危險化學品，減少環境突發事件。進一步鞏固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草原生態建設成果，推進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和礦山復墾，使我們有一個更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
3. 轉變增長方式，鋪就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途徑
避免人類文明的衰退乃至湮滅，誠如恩格斯所說，“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否見效，一個基本的標準是資源環境代價是否降低。應推動生產方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循環、低效率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能循環、高效率轉變，應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舉，量入為出而不是急功近利、竭澤而漁，應堅持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相統一，既講求經濟效益，也重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優化產業結構，強化第一產業，優化第二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綠色礦業、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和節能環保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創新能力，把經濟發展動力轉變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上來，實現由主要靠物質投入向主要靠知識、智力和技術進步促進發展轉變；按照生態功能區優化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4. 統籌城鄉建設，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
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雖然居民收入得到了較大提高，但也出現了熱島效應、灰霾天氣多發、垃圾圍城等環境問題。因此，應推動城鄉建設由規劃變得快、功能分區亂、形象工程多、使用壽命短向規劃適度超前、功能分區合理、設施配套齊全、建筑物經久耐用的轉變，建設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和與國土規模、資源分布、發展潛力相適應的人口布局。規劃好城市功能分區，減少“睡城”和“潮汐式”交通擁堵；修改建筑物使用壽命標準，盡可能減少“大拆大建”行為。開展典型城市和重點行業的綠色低碳試點，在200萬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建設以軌道交通為干線、公共汽車為銜接、自行車和人行道相配套的道路體系；鼓勵公眾選擇高效利用能源和交通資源、少排放污染物、有益健康的出行方式，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和環境代價支撐城市的運轉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5. 建立長效機制，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
應當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形成政府推動、市場調節、公眾參與的長效機制。建立健全法規、標準和技術體系，形成制度安排。完善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價格、財稅、金融、土地等經濟政策，加快資源價格改革步伐，健全環境稅和生態補償制度，促進各項政策的有機融合；隨著我國城鄉居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日益增強，參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然而，保護環境尚未成為群眾的普遍文化需求。因此，應通過宣傳引導社會破除鋪張浪費、比闊氣、講排場等陋習，提倡適度消費、節約光榮，畢竟房子再大睡覺只要一張床，汽車再豪華只是代步工具。開展生態文明活動，發展生態文化產業。生態文化教育和培訓應作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終生教育的內容，在全社會形成節約消費光榮、鋪張浪費可恥的社會文明風尚。只有全社會參與和共同努力，充滿活力的生態文明才會實現。（周宏春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