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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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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的新的城鎮化思路后，一些大城市也在研究如何讓農民工入城的問題。例如，北京市日前表示，農民工如獲得全國勞模稱號，或取得高級工、高級技師職稱的，根據本人意愿，有望在北京落戶。（《北京晚報》12月11日）廣州則準備采用“積分制”辦法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租住房等公共服務和入戶城鎮問題，推動優秀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中新社12月4日）盡管北京和廣州的做法引起了一些爭議，但終究為農民工進入大城市開了一條縫隙，在目前的情況下，還是有探索意義的。
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和基礎上開啟的，因此，城市化之路深受這一特點的制約和影響，表現在過去30年特別是最近幾年，城市化水平總體有一個較大提高，但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轉移出去的人口卻比較少，以致造成一個在城市和農村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我把這種城市化稱做半拉子的城市化，是一種見物不見人，只求城市空間距離的擴張，而忽略人的因素和人的重要性的城市化。
此種城市化的出現，主要緣于在城市化進程中，更多摻雜了政府的意志，而不完全是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和需要。許多地方為滿足追求城市化水平這個數字的提高，大鋪攤子、不重內涵、盲目無序擴大用地規模，使城市建設中出現很多政績工程，并造成一些地方“有城無市，有場無市”的“空殼城鎮”現象。
真正的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人不僅僅是作為單個勞動力進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現有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但過去30年，中國僅僅是從城市發展需要勞動力的角度推進城市化，因此，形成現在的城市二元結構，農民工在住房、醫療保障、子女入學等諸多方面還無法享受市民待遇，他們只是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種城市化也是導致高房價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高房價反過來又阻礙農民進城。
因此，中國目前所實行的城市化，其本質特征是只允許農民進城就業，不允許農民進城定居，城市化成為城市榨取農村剩余價值的工具。它導致的一個政治后果是，在傳統城鄉二元體制外，又在城市內部產生一個新的二元社會結構，這兩個二元結構被永久固化，農民只能在自己的祖國永久暫住。
城市化的深刻內涵在于，它不是簡單的城鄉人口結構的轉化，而是一種產業結構及其空間分布結構的轉化，是傳統勞動方式、生活方式向現代化勞動與生活方式轉化，所以，人的發展始終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標。中國要達到目前發達國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初步實現現代化目標，這意味著在未來大約40年時間內，有共8億左右人口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每年大約2000萬人。很顯然，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思路，是不可能實現這么大規模的人口轉移的。
（作者鄧聿文系《學習時報》副編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