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始發的一二線城市已經將接力棒傳到了三四線城市的手中。先行者們開始進入“市郊化”階段,以發展“城市圈”、“衛星城”為主,后繼者則按圖索驥開始大規模的道路擴建、舊城改造以及新區建設。大城市的今天,就是小城市可見的明天,它們使出渾身解數,起跑、加速,滿懷期待經歷城市化的洗禮。
城市化,中國走出幾千年農業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的根本途徑之一。在今日之中國,城市化率這一激動人心的數字后面,是對如何規避城市“一條腿”發展的擔憂與掛念。
如果說,城市化主要體現在水泥化,那么中國的城市化是“跛足”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每年擴大938平方公里進入21世紀后則平均每年擴大1861平方公里,農村土地變身城市土地的速度幾乎加快了一倍。
但對不起,這種發展模式已經是被判錯的命題,即“城市化=土地的水泥化”。
如果說,城市化要“化”的主要是農村人口,那么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市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定居,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減少。如果僅僅將農村的土地大量轉讓給城市建設,但排斥農村人口進城定居,或者雖然允許農民進城短期打工,但制造種種障礙和歧視,使他們成為回不了故土、又不屬于城市的“浮萍一代”,這樣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用城市的繁華掩蓋城市對農村、市民對農民的剝奪。
十多年來,農民向城市轉讓了大量面積的土地,并讓渡了的土地增值收益,但這些土地和資金,在形成吸收、轉化農村人口方面所起的作用,總還不能令人滿意。據公開的報道統
計,全國閑置土地面積高達上萬平方公里,與此同時耕地面積在2004年前的近7年內,減少了1億畝,相當于兩個臺灣省。但是,耕地縮水的同時,中國的大部分人口依舊生活在農村。對二元結構的詬病,除了關注對解決“三農”問題的的開放式思維,“農民變市民”的實質性進程仍嫌緩慢,障礙包括觀念上的、政策上的、實施操作上的。實現“人口的城市化”,又何止是取消一紙暫住證那么簡單?
誰都知道城市化不可好大喜功,不可倉促草就,不可成為對農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傷心之地。
道理說起來似乎都是老生常談,因為城市化不單為GDP服務,更不是為了制造“城市巨無霸”。城鎮化率的核心要義在于“質量”。在城市化已被全世界證明是一條通途的前提下,要警惕的正是“一條腿”城市化。這比單純解決“三農”問題要復雜得多。當前,推行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對于城市化這一命題而言,積極擴張的政策,也有助于盡快啟動新一輪的城市化進程。而現在要著重考慮的,是把城市化放置在整個中國經濟社會下階段發展方向的大背景下,考慮政府、社會層面的改革能否也能更加積極、擴張一些。
比如打破壟斷、擴大民營經濟發展空間能否有實質性進展?比如收入分配體制,能否更傾向于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比如國家征地制度能否把更多土地的收益還給農民?這些聽上去與城市化無關的題目,正是求解中國式“城市化”難題過程中,繞不開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