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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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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迅猛“長大”，正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突出特征。在本期報道中，《瞭望東方周刊》利用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高科技研究發展計劃的研究結果，對中國城市建成區的擴張進行分析和排名。
來自衛星遙感圖像的數據相當驚人---整個國家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在過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一些城市的建成區更是擴張了20倍以上。這些數字再次印證了中國正在進行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
在這種擴張背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仍未達成充分共識。中國的城市到底大不大、應該有多大？城市“長大”與城市化率如何相關？擴城本身是不是“好”的城市化？這一系列疑問，都需要科學、客觀的解答。
中國城市誰長得最快
很多城市建成區的平均海拔都在明顯下降。這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下降，在災害面前更加脆弱；另外說明城市越來越多地占用了更好的耕地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特約撰稿吳浩、岳家琛 | 北京報道
河南永城，位于豫魯蘇皖四省交界處的一座縣級市。市政府網站上說，它最值得自豪的就是“漢文化的發祥地”---因為境內分布有漢梁王墓群、漢高祖斬蛇碑等漢梁古文化人文景觀29處。
根據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高科技研究發展計劃的研究結果，這座小城，是最近20年來中國擴張最為迅猛的城市：建成區由1990年的0.23平方公里變為18.21平方公里，面積增長20倍以上。
根據這份《中國1990—2010年城市擴張衛星遙感制圖》，排名第二的浙江慈溪，建成區面積由2.92平方公里變為213.17平方公里。
從1990年到2000年，中國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從1.22萬平方公里增長到2.18萬平方公里，增長78.3%；到2010年，這個數字達到4.05萬平方公里，又增長85.5%。從倍數來講，2010年是1990年的兩倍以上。
一連串數字，再次印證了中國人正在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快、最大的。”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宮鵬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他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從事城市遙感工作。換句話說，就是用衛星遙感數據對中國的城市進行制圖與監測。
遙感圖像忠實而精確地反映出過去20年中國城市變化的情況，以及城市變革給中國帶來的深刻改變。
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工業化程度最高的東北地區，已經將最大的“城市群”名號讓給東南沿海省份。20年來擴張最慢的3個城市分別是吉林的圖們、內蒙古東北的牙克石和黑龍江的雞西。
圖們市的建成區面積從5.12平方公里僅增長到6.43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增長0.06平方公里。
迅猛的城市擴張背后，是20年間有1.7萬平方公里耕地被城市化。而另一方面，從2000年開始，全國城市建成區的使用效率開始下降。它表現為，單位面積內GDP的數字增勢有所減緩。
衛星遙感的監測結果不只是一些數據，它也描述了中國積30年城市化發展至今的困境與挑戰。
“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大國，國土面積總是能夠支撐城市建設所需的土地。但是，是否能夠節約高質量的農地、避免高質量農地被城市化，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宮鵬總結說，參考日本、新加坡、歐洲等地的城市化經驗，中國應該有更加節約高效的土地發展策略和方式。
在衛星的眼睛下沒什么能被遮蔽
“用遙感做這項研究，獲得的是第一手資料，更加客觀。”宮鵬介紹說，城市的地域范圍，到底發展到哪些位置，包括城市建設的布局，都可以通過遙感資料清晰定位，“比如說10米的精度，甚至2米、1米的精度都能看到，現在最準確的數據可以提供0.5米甚至更高的分辨率。在衛星的眼睛下面，沒有什么能被遮蔽。”
根據相關統計，中國現有城市數量共663個，其中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654個城市，以及港澳臺地區的7個城市。
從80年代開始對城市進行衛星遙感研究，到2011年初宮鵬帶領他的團隊正式啟動這個項目，“現在看，香港和澳門在過去20年間的城市面積都沒有太大變化。香港在回歸之后仍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城市面積的擴張也有限。”宮鵬說，其他一些城市，特別是東南沿海城市，在過去20年里的擴張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和速度。
“這與當地的開放程度有很大關系。1990年時，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是東北的老工業基地遼寧等地。但上世紀80年代開始珠三角擴張很劇烈，變化最快的就是深圳，結果帶動了周圍的東莞等地。90年代以后，這些地區又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開始發展。到后來，江蘇、浙江、山東等沿海的省份也迅速發展起來。”他說。
城市急劇擴張，首先占用的就是城郊的耕地，“我國有18億畝紅線的耕地政策，耕地面積被認為關系到糧食安全。”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王雷告訴本刊記者，在過去的20年中，城市占用耕地的絕對量和速度在不斷飆升。
1990到2000年期間，約有53.4%的城市擴張面積來自耕地；2000至2010期間， 這個數字達到68.7%。從絕對量上來看，第一個十年是770萬畝；第二個十年是1900萬畝，是第一個十年的2.46倍。
王雷還認為，對占用耕地的分析，長期以來忽略了非城市居民用地的擴張，“這部分擴張也很劇烈，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以河北趙縣為例，2000年和2005年5月的遙感影像發現，居民用地擴張了15%；“縣城、鄉鎮、農村居民地，特別是在平原地區，居民地擴張劇烈，主要占用優質的耕地資源，今后需加強非城市居民地的關注，更好的評估耕地占用情況。”
由于衛星遙感排除了多級統計上報等中間環節，所得到的信息，與過去大大不同。
比如，2006年5月對河北柏鄉縣的遙感影像測量顯示，居住面積為縣域面積的19.7%，但2006年初統計年鑒中記載的這個比例只有11.2%；河北任縣的遙感影像測量顯示，居住面積比例為21.8%，而當時統計年鑒中記載的這個比例為9.9%。
統計年鑒數據與遙感影像測量數據的差距，讓宮鵬感覺非常震撼，“原來也知道里面有一定水分，沒想到這么大。華北平原容納了我國超過4.4億的人口，這個區域已經有20%的土地被建設用地占據。”他說，有的城市統計年鑒數據只是遙感影像測量數據的一半。
江蘇、山東、廣東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通過觀察衛星遙感數據，中國城市化進程一覽無余。
比如，1990年時，中國省級行政單位城市建成區超過1000平方公里的只有北京。到2010年，有7個城市越過這道標桿。
1990年至2000年擴張面積最大的省份分別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和遼寧；同期占用耕地最多的依次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和上海。
在下一個十年中，這個排名分別是江蘇、山東、浙江、廣東和北京，以及江蘇、山東、浙江、廣東和北京。
簡而言之，20年來，江蘇、山東、廣東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在這種背景下，永城、慈溪、上虞、晉江等城市的面積增加最快，都達到20倍以上。另有19個城市擴張了10至20倍；66個城市擴張了5到10倍。
宮鵬說，永城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它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才設市，所以發展迅速。“遙感只能給出面積變化和土地利用類型，不能給出驅動這些變化的要素。”
東北老工業基地雖然在1990年前城市化程度較高，但近20年來發展相對緩慢。同時，除了四川之外，中部和西北地區的城市發展也比較緩慢。
“像深圳，從一個漁村發展到1990年的62平方公里，2010年達到692平方公里，增加了10.5倍。”宮鵬說，成都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從1990年的1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498平方公里。
這些數據，將對制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國土資源利用以及城市規劃與管理政策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正在進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面積擴張，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城市建成區的使用效率正在下降。
通過與《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等統計文件中人口和GDP的計算，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從2000年的0.99萬人，下降到2009年的0.89萬人。
“反映居民擁有的人均建成區面積有所增加，間接反映人均居住面積的增加，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居民生活有所改善。”研究結論認為。
中國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分別是攀枝花、伊春、天水、汕頭和鄂爾多斯，人口密度均超過每平方公里3萬人。
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分別是每平方公里0.6萬人、1.26萬人、1.02萬人。
同時，建成區的平均GDP從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0.79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97億元，再到2009年的7.05億元。
由于中國在最近十年建成區面積的增速大大快過之前十年，結果顯示，2000年來中國單位面積建成區的使用效益不如之前十年。
在中國，城區單位GDP效率最高的分別是攀枝花、鄂爾多斯、佛山和大慶，資源型城市占據了前列位置。效率最低的分別是揭陽、大同、義烏。
同是資源型城市的大同之所以單位GDP偏低，是因為其建成區達到114.58平方公里，平均GDP僅為1.86億元。而攀枝花、鄂爾多斯分別為10、16平方公里，平均GDP都超過30億元。
從數據上看，建成區面積最多的東部沿海，單位面積創造的GDP低于中部地區。這與資源型城市建成區小、人口結構單一、密度高有很大關系。
而從東部沿海內部來看，“最有效率”的城市有7個在廣東。廣東省也是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創造GDP最高的省份。而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等排在這個表單的第27、72、81、90和112位。北京排在第101位。
“這種低經濟效率的土地利用現象值得重視。”王雷表示，目前鄰近城市連片發展的趨勢仍將繼續，應該優化配置、進行跨市統籌規劃，以達到節約土地，增加建成區使用效率的目的。
研究結論同時認為，建成區單位面積高GDP產出、人口密度適中的城市，可能是居民生活質量較好的城市。
“城市建成區面積是城市化的一個表現，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宮鵬認為，城市化更直接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
城市海拔越來越低
除了對城市擴張的速度、范圍進行研究之外，此次以衛星遙感圖為基礎的科研項目還包括針對城市發展高程的數據統計。
“為什么一場雨就會有水災？就會有人被沖走、房子被沖塌？為什么自然災害的經濟損失逐漸增加？” 宮鵬告訴本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現在的城市擴張不斷往低處走，河邊、湖邊都開發了建設房屋。”
從遙感高程數據對比的結果來看，過去20年間我國多數城市的擴張都是“越來越低”。比如寧波市建成區的平均海拔在上世紀90年代為7.99米，到2000年降為6.11米，而到2010年變成4.82米；天津市的建成區在1990年的平均海拔為5.95米，到2000年降到4.12米，2010年下降為3.26米。此外，廣州市、北海市、連云港、汕頭以及上海等諸多城市建成區的海拔高度最近20年都在持續下降。
“一些城市建成區的平均海拔都在明顯下降。這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會有所下降，在災害面前更加脆弱；另外說明城市越來越多地占用了更好的耕地。”宮鵬說，質量比較高的耕地往往在海拔相對低一點的平坦區域，而最近20年的城市擴張恰恰更多地占用了這樣的區域。
“另外一些城市，比如香港、煙臺、廈門、日照等城市的高程沒有太大變化。還有少數幾個城市的高程在不斷增高，比如青島、海口、深圳等。”宮鵬說，以深圳為例，1990年的平均海拔為9.7米，2000年變成10.66米，2010年增長到22米，“這幾個城市的特點基本一樣，可供繼續建設的平坦地域有限，導致持續向高處發展。”
宮鵬認為，城市規劃的原則非常清晰，在多少高程上存在多少年一遇的洪水都是明確的，“但這個問題為什么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我們現在就是想把數據做出來，把問題提出來，希望社會回過頭來去思考解決之道。”
“我國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城市有向低海拔擴張的趨勢，更易受到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今后應加強關注。”王雷說。
總之，宮鵬說，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海拔高程、農田守護方面還是要有一定的底線，不能以GDP沖動沖破這些制約。另外，應該更多地讓公眾了解其中的利害，“西方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熟，在城市規劃時都會保證公眾的參與，明確各方利益，最終權衡后作出決定。這些地方顯然不能太短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