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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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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實質的城市化率只有36%，說明了什么？根據此前確定的一些目標，我國未來的城市化率應該是70%左右，即目前農村居民人數將由7.2億人減少到4億人左右。當前實質城市化率僅36%，與目標相比尚有不小的距離。
同時也必須厘清，這里所提及的城市化，既包括多個中央文件一再強調的城鎮化的推進，也包括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未來布局與發展。前者主要是指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鎮，其主要問題出在城市化質量不高，有時甚至有偽城市化之嫌；后者的短板，更多體現在布局以及思維模式等方面。當然，這不等于說，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進程中，就不存在布局問題——城市化的形態和城市化的布局，同樣也是這部分城市的重大挑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影響人類進程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指以美國為主導的新技術革命)。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則指出：城市化能不能有序地開展，是對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能力的主要考驗。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進程既是使命重大的任務，又是一個艱巨的時代難題。
針對現階段城市化進程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重視：一是必須拒絕偽城市化；二是在思維模式上，要從工業文明的思維模式向生態文明的思維模式轉變。
眾所周知，城市化不只是攤子在鋪大，而是人口數量與城市面積的協調增長。新增城市人口，主要是農民工群體轉化為市民。當前實質城市化率偏低，不是說生活在城市當中農民工數量過少，而是由于農民工雖然住進了城市，但橫亙于這個群體與城市居民間的傳統壁壘并未打破。在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務方面，農民工未能獲得平等的權利——這也正是所謂的偽城市化。
去除“偽城市化”，無疑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也是一個漸進的工程。大量農民工的半城市化性質，對未來的城市化具有雙向影響：這部分人可以成為加快城市化的因素，也可以成為降低城市化的因素，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政策取向。顯然，城市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而是將戶籍制度的破題與中小城市和城鎮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并賦予新市民們同等的教育、社保、就業等權利。這當中，戶籍制度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多個政府文件強調，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可以說，沒有戶籍制度的深入改革，也就沒有真正的城市化；沒有公共服務的平等，也難以真正推進城市化。
改善城市布局，改變城市化進程中的思維模式，是當前必須正視的另一個難題。這其中，既有技術層面的思考，也是價值層面的更新。如楊偉民所提及的百萬量級的特大城市，要使其與原來的特大城市形成空間形態緊密相連、城市功能互補的城市群，便是屬于技術層面。從價值角度來講，傳統的城市化模式亟須轉向，要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城市化轉向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化。
從規劃來看，中國“十二五”時期的城市化率有兩種指標設想，方案之一是從2010年的48%提升到2015年的56%；方案之二是到2015年提升至60%。無疑，第二個目標更具積極色彩。城市化率的提高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需，意義不必多提——關鍵只在于，城市化需要提高質量，要有好的布局，要在生態文明思維指導下構建未來的新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