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人來說,倫敦奧運會是一屆向體育本身回歸的奧運會,但公眾尚未看到體育體制向體育精神的完全回歸。
羽毛球女雙比賽中,中國與韓國的女雙組合、韓國與印尼的女雙組合,因消極比賽,引發現場震耳噓聲。17歲小將周俊失利,暴露了運動員選送機制的嚴重問題。幾位運動員奪得金牌后,透露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自己曾長期被隱瞞,使人產生這種做法已成慣例的印象;運動員得到銀牌后失聲痛哭,失利后被稱為恥辱,顯示他們承受了過大壓力。媒體報道,有的地方在運動員家鄉縣城組織集體觀看比賽,當奧運選手奪牌無望,剎那間只剩下選手的父母,甚至沒有人送老人回家。
奧運在中國,確曾凝聚為巨大的悲情與翻身情結。誕生于19世紀末期的現代奧運,是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的偉大成就,但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給中國帶來了傳統世界格局被顛覆后的巨大傷痛。由此,奧運既是中國人的心傷,也是中國人驕傲的一塊基石,視之為國運國力和民族精神的賽場。
從劉長春萬里飄泊,單身赴會,使中國不再自外于奧運,到許海峰數十年后一槍擊破金牌零紀錄,從洛杉磯首發驚人到兵敗漢城,再到2008北京“無與倫比”的美好,中國國民紐結在奧運會上的凝重得到一遍遍省思,也得到根本性的釋放。倫敦奧運,人們看似熱情下降,實則是正在走上奧運認知正常化的道路,人們看待奧運的眼光,正在回歸體育,回歸娛樂,回歸文化、人生和人類精神的展示。
正因對競技運動的理解越來越接近體育本質,人們越來越不能接受體育體系如同龐大的機器圍繞著金牌生產運行。競技是人在“更快更高更強”上的努力,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生活方式,真實、陽光、和平、寬容、人道等價值,以最簡單的形式展示于此。那些為奪金牌而設計的計謀、訓練方式、管理方法,以及為金牌存在的各種社會動員方式,遭到越來越多批評,無非因為那些做法將金牌變成體育的目的,并與國家榮耀進行莫名捆綁,跟人們普遍的生活遙不可及,卻成為體系自身的政績乃至體系中人尋租利益的平臺。
運動員選拔有著復雜的關系平衡,而公開競爭的結果被改變,各種利益關系被考慮得絲絲入扣,而運動員的競技生命可以被扭曲,當安排出現了惡劣后果時,安排者們考慮的仍非相關運動員的命運,而是相互卸責。消極比賽,或說人為操縱比賽、虛假比賽,曾經能在國家榮譽、運動隊集體榮譽之下得到贊揚,運動隊的謀略和運動員的大公無私獲得肯定,而現在人們已視之為損害運動員利益、體育公平、國家形象、愚弄公眾的把戲。人們相信運動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性閃光的場所;而運動員成為封閉人,家人重病乃至死亡都不被告知,不僅使金牌顯得冰冷,而且表明圍繞著運動體系形成了一種扭曲的氛圍。比賽失利被稱為恥辱,雖已有媒體自我糾正,但獲得銀牌被稱為奪金失利,仍是普遍表述。
一切圍繞金牌,一切為了金牌,就是體育的錦標主義。從“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到錦標主義、金牌至上,近幾十年中國體育的道路,現在面臨新的選擇。體育來自何處、去往何處,體育為了什么、依靠什么,體育的榮耀與恥辱建基于什么,這些根本問題在顯現出來。國民已走得很遠,而體育體制仍然在金牌至上的泥淖之中。
毋庸置疑,金牌在競技體育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金牌不是體育的GDP。人們對GDP也曾頂禮膜拜,而現在,人們已經扭轉了對這個指標的認識。毫無疑問,GDP并非不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然而GDP并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并不比社會生活更重要。它是發展所呈現的一種結果,但并非發展的原動力和發展的目的。我們看到,GDP也曾經是全民的焦慮,視之為國力的標牌、榮譽的象征。我們也看到,GDP數字之下的發展怪舉,人群間的不公正、環境的掠奪性使用、治理的短期行為乃至乖違常情、數字弄虛作假,還有專對資本的優惠、權力與資本的聯姻、血煤血拆的苦難,等等。以人為本,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可持續發展等,這些命題不斷上升為國家和社會的主題,這正是GDP主義、發展主義、增長主義路向的轉折,而現實中GDP主義仍大行其道,顯示了社會前進的巨大慣性和遲滯效應,實在不容易改變。
“數目字管理”被視為現代化的手段。于是論文數量是學術的GDP、升學率是教育的GDP,公共醫療更是直接變成了經濟部門。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被一種可供“量化考核”的簡化指標統轄,排名表成了最基本的管理工具。這種被稱頌為先進、客觀、科學的“數目字管理”,就此凌駕于社會成員的生活之上,數字已具有比具體的人更神奇的力量,也比人的生活狀況更值得操心。
城市的建成區在迅速擴大,高樓鱗次櫛比,GDP迅速增加,財政收入在更快地增長,金牌數量、論文數量、醫院規模、銷售收入、奶品消費……舉凡一切數字,都在報告“前所未有”的好消息,前所未有地忙碌,前所未有地有成效。而矛盾沖突、環境事件、事故死傷、災害規模,也在擴大。
以人為本,以人的生活為本,以人的權利為本,以人的實現為本,這不僅是體育的課題,更是社會諸多方面的課題。(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