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越來越多的人上微博求助,你覺得這種個體網絡求助,有用嗎?看多了悲慘的求助帖,會逐漸麻木嗎?”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張志安近日拋出了這個問題。
誰的眼淚,誰的麻木?
“轉,還是不轉”,這對數億使用微博的中國網民來說,正在成為了一個難題。
從去年“隨手拍解救被拐兒童”以來,微博求助時而“發威”,時而被證偽。近日的“南京紅山動物園女童走失事件”,再次被證明照片和信息是偽造的。(本報7月6日曾報道過此事——編者注)
“我經常看到有人求助,一開始還會幫忙轉發,但發現‘南京走失小女孩’微博是假的之后,我基本只支持比較有名的微公益活動了。”
“網上微博求助是公民尋求救濟的最后一個渠道。”知名網民鄧飛說。擁有200多萬粉絲的他,轉發的陌生人求助不計其數,其中最多的是“沒錢治大病”。
“求助者解決不了的困難,求助信息在微博上傳開,就增加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到目前為止,鄧飛轉發救孩子的求助,“基本都成功籌到錢了”。他認為,求助信息通過微博傳播,總會被那些愿意幫助的人看到。“我有200多萬的粉絲,今天這撥人看到了,明天看到的又是另外一撥人。總能碰到被感動的人,愿意提供幫助的人。”
張志安則并不像鄧飛那樣樂觀:“真正能夠獲得幫助的人在微博上只是一小部分。”
不少網民也認為,大多數人只是轉發,并不會身體力行去援助。“我只是個剛畢業的學生,說實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轉發。”網民“David嚴126”說。網民“肥鴨vs月巴甲鳥”說得更坦率:“有空總是玩微博的人,有時并不能給求助者實質性的幫助。”
一位媒體工作者的侄子得了白血病,他在微博上發動募捐。由于他自己是微博實名認證用戶,最后轉發量也很高。“但事實上沒能發動起社會上的力量,除了上海的一位網友慷慨解囊捐了10萬元,剩下的大多是圈內朋友捐的。”朋友和他事后反思,認為可能是因為白血病之類的求助“實在是太多了”。
有網民無奈地感嘆:“看多了悲劇,會麻木。”
為了同情,賣了尊嚴?
深圳龍越基金會理事長孫春龍認為,網民的麻木并不全是出于個人原因。“目前,微博求助還處于靠同情捐助的階段,求助信息煽情化成了趨勢。”
“為了獲得眼淚,求助者經常要把自己的全部隱私、辛酸,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他得到了資助,卻失去了尊嚴。”孫春龍說。
伴隨援助而來的負面代價,也成為了當下微博求助的一大爭議焦點。
鄧飛并不諱言,微博求助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因為我要幫助你,肯定要知道你的名字、情況,要不然就可能被你騙了。”我國目前的網絡社會互助處于起步階段,捐款人的公益意識并不成熟。“有些人覺得我捐了錢,我就是你的捐款人、恩人,那我就要很細致地去盤問,會有一些不夠克制的、沒禮貌的質疑。”
但鄧飛認為這些不是“微博求助”的阻礙。因為在微博上求助的人,解決問題的迫切需求多數會大于保護隱私的需求。
孫春龍認為,微博求助的煽情化也會帶來公益資源的不恰當傾斜。“一些寫得煽情的微博得到了大量關注,而那些不太會寫微博、甚至不知道怎么上網的人,卻沒有援助。而后者可能才是更需要幫助的。”
張志安也認為,許多沒能“賺取眼球”的求助難以引起網民關注,多數求助最后落得個石沉大海。“更多時候,這些問題還是需要政府和公益組織來解決。”
微博求助走向何方
“不少公益組織投網民所好,借助微博求助,為求助者個人開通專門賬號。但這種趨勢,其實并不是健康的公益模式。”孫春龍說。這大大增加了公益組織的運營成本,“比如網民指定一筆錢捐給特定的人,那么在財務上就要向這個網民反饋這筆錢的使用。如果每個捐助者都如此,實際上反而更耗費公益組織的人力物力。”
如何才能讓微博求助變得更加有效?“第一,你肯定要誠實。第二,要為自己的說法提供證據。第三就是要學會做長微博,因為一條微博只能容納140字,不能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第四,要精確說出你的困難和請求。”鄧飛說。
鄧飛告誡求助者不能變成“祥林嫂”。他表示有些求助者不和大家互動,每天只是自己瘋狂地轉發,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沒有互動就沒有信任。”
即便事件沒辦法解決,鄧飛認為,更重要的是通過微博上的求助與網友的互動,能夠給予求助者溫暖,帶來一種“正面力量”。“告訴大家,人是可以相互幫助的。實際上,這是對社會風氣的凈化。”
鄧飛提到了一個吉林的女孩。她的家被拆遷,父母被打,卻沒有任何人或部門出面來管。“我鼓勵她自己把事情在微博上寫出來。讓她天天去@當地的政府和公安局,我們幫她轉。”后來,當地政府幫她把那個兇手找了出來。“我不斷鼓勵她,建立信心,做一個有尊嚴的求助者,一個內心強大的人。”
“尋求幫助的時候,最能幫助你的還是你自己。”鄧飛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