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報告稱,“十二五”期間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達到峰值,此后緩慢下行;而2011年底,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前者意味著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已倚靠了多年的“廉價勞動力”將用盡,中國的勞動力人口日益老化并逐漸步入退休年齡;后者則意味著能夠向城市工業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也已完成了相當規模的轉移。兩相映襯,更有人口學者稱中國的人口紅利,最晚到2013年變成負數。
波士頓咨詢近日發布的老齡化報告為之提供佐證。報告稱,15歲至59歲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在2015年之后開始減少。到2050年,被稱為“銀發人群”的60歲及以上人口將從2010年的約1.65億人激增至近4.4億人,屆時將占中國人口總數的34%左右。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金磚四國中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且老齡人口規模巨大。
無論是現狀還是未來,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浪潮來襲,都是必須要面對的嚴峻現實。從城市研究的角度看,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老齡化問題和勞動力短缺相互交織,可能倒逼城市戶籍制度改革。
就經濟發展而言,人口紅利消失以后,中國會逐漸喪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依靠高投資與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隨著用工荒開始出現在東部沿海地區,甚至波及西部內陸地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失去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我們一時還不能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獲得比較優勢。根據國際經驗,在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減速的可能性很大。以日本為例,日本在享受人口紅利的時期,經濟增長率高達9.2%,當人口紅利趨于消失時,增長率降到3.8%,而在1990年以后,人口紅利消失,年均GDP增長率只有0.89%,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而中國人口未富先老,中國經濟未盛先衰,可能比日本失去得更多。
不僅僅是經濟增速,未來城市化的速度也將受人口老齡化的制約。
從時間階段上考察,中國城市化速度的峰值已在2005年達到,在2000-2005五年間年均城市化率的增長速度為1.4個百分點,而2005-2010五年間該指標已下降到0.9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兩個十年,這一數字將持續下滑到0.8和0.7個百分點。因此,中國城市化的速度放緩已成必然趨勢。
所幸中國城市化尚存巨大空間,還可通過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就業質量,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等措施,來創造各種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這與當下的城鎮化政策也是相融的。而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來解決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已成當下最迫切的問題。
據統計,中國目前3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資源總量已經枯竭,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企業低用工成本導致中國鄉村“黃金年齡段”勞動力資源加速耗竭,使得民工荒出現提前了10-15年。
中國上億青年農民工在城鎮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戶籍制度卻把他們排斥在社會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之外,大量農村青年無法在城鎮立足,又不想重返鄉村居住,這是未來中國社會的一個風險點。遺憾的是,越是需要放開戶籍制度的城市,越是在原地踏步。
2009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議中,有一項重要的決定,就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戶籍制度開放。實際上,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西部地區就已經開始放開戶籍管理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戶籍制度背后捆綁著城市政府對居民的公共福利補貼。中西部城鎮經濟一直不發達,對于城鎮居民的福利補貼,也沒有多少,而對于外來人員進城帶來的經濟增長前景,卻頗多期待,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攻堅,中西部城鎮是走在中國前面的。
但東部沿海地區城鎮,就并非如此了,因為這些地區城鎮經濟發達,本地區戶籍背后捆綁著巨大的福利補貼,而外來人潮洶涌,一旦戶籍制度放開,城鎮政府不得不為之配套相應的公共品服務。所以,對于東部沿海城鎮政府而言,外來人口就是外來人口,戶籍制度要嚴防死守,肥水不能隨便流入外人田。
但有跡象顯示,現在東部沿海這些城市經濟,在未來的十年內,將因此不得不飽嘗勞動力短缺的苦果,這也是早年戶籍制度改革步伐保守的必然結果。現在,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浪潮來襲,勞動力長期短缺……已成多數城市要面臨的普遍問題,逼迫這些地區政府加快本地戶籍制度開放。而戶籍制度改革,對于應對老齡化問題而言,僅僅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