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一場人口與環境的研討會上,學者們的分歧與爭議之激烈也可見一斑,有人對年輕人口的減少以及重度老齡化的壓力表示憂慮,也有人認為老齡化會帶來另外的“紅利”。與此同時,也暴露了學界、社會與政府對這個問題缺乏共識,這會讓政策制定滯后,繼而讓產業發展受阻。
老齡化是發達國家的必經階段,中國也不能例外,不過,我們的準備可能非常不足。日本養老產業專家鞠川陽子也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中國養老機構、管理和護理人員等軟硬件缺口嚴重,而目前養老產業常被房地產商作為“圈地”的借口,進而也會損害這個行業。而問題還在于,老齡化社會正在加速到來。
剛從日本考察回來的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在前述研討會上就直言,以前日本是3個勞動力護理1個老人,后來2個勞動力護理1個老人,現在大概是1.5個勞動力護理1個老人,護理的強度越來越高,這個行業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但卻缺乏這樣的供給。他認為,當65歲以上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以上,這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
“長期來看,中國人口生育率肯定會繼續下降,而人均壽命也會越來越長,這是發達國家的趨勢,我們不會有多少特殊性。”所以,左學金建議,對這種變化宜早做準備,而人口政策的調整則是題中應有之義。“2015年,勞動適齡人口就要下降。”在他看來,問題已經有緊迫性。
不過,即便政策做調整也未必改觀明顯,左學金還更看重人們生育意愿的變化。1949年出生的他拿自己身邊的例子說明,周圍交情比較好的10個同學里,有9個子女,而這9個孩子目前只有1個孫兒輩。左學金坦言,這個例子雖然有點極端,但是這也充分說明人們的生育意愿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他們這一代人里每人至少有四五個兄弟姐妹。“二十多年,人口政策并沒有改變,但是生育意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關鍵還是經濟社會條件變了。”
如果說這是個案,那么左學金引用聯合國的數據稱,中國人口現在是14億左右,但到本世紀末,預計會縮減到5億到9億,如果按照7億算,也是人口減半。“鑒于人口的變化,對于很多村落鄉鎮城市化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城市化地區會產生非常嚴重的經濟影響。”左學金強調說,他憂慮的并不是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而是中西部。他對本報記者說:“上海的老齡化問題并不比重慶更嚴重,因為重慶的年輕人多到東部沿海來了,上海有移民的加入,反而能夠較順利解決這些問題。”
不過,問題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悲觀。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這樣告訴本報,目前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沒有因為老齡化而消除,實際上之前的“紅利”來自人口數量,即“量”的紅利。“我們還可以獲得人口質的紅利,即健康和教育賦予勞動力的價值。”他認為,人口結構的轉變也就孕育著未來經濟發展方式的前途,比如它同時帶來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提高和健康人力資本的提高,這種教育健康人力資本的充分發揮才是中國繼續增長的關鍵。
瑞銀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未富先老并不會阻止中國變得更富有,盡管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始于較低的收入水平,并且過程可能會比發達經濟體更快,但這期間中國的實際收入增速也會比發達經濟體快得多。這是由于中國仍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仍然有空間通過資本積累、學習發達經濟體先進技術、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更高的部門轉移來提升生產率。這意味著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會隨著老齡化進程的推進而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