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富翁”迅富返貧暴露中國城市化的新矛盾
時間：2012-07-20 11:22:39
來源：新華網 作者：李云路 蔡敏
原本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生活，因為拆遷安置獲得幾百萬元的補償款成為“拆遷富翁”，而這來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盲目投資和揮霍消費中迅速消失殆盡近期，一則報道浙江拆遷農民揮霍拆遷款“迅富迅貧”的新聞引發中國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據報道，杭州城郊一些村民原以種菜為生，雖稱不上富裕，但村莊寧靜祥和。前幾年，村民們因拆遷補償而富起來后，不少人終日無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將度日，很多人因無度揮霍而返貧。
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化進程較快的經濟發達地區，類似的問題早已凸顯。幾年前，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擴建范圍內的順義區龍山、塔河等6村整建制拆遷，有些拆遷農民拿到補償款后就出現揮霍和盲目投資現象，最終返貧。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拆遷戶親人之間大打出手、夫妻反目爭奪宅欠款，以及“迅富”家庭的孩子厭學、炫富的現象。
伴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拆遷安置引發的問題已經不僅是農民利益的補償，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正在逐步暴露。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拆遷致富”這一城市化進程中的新的“衍生物”，引導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遷款，使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
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拆遷安置普遍存在“一錘子”買賣現象，缺乏科學、系統、細致的規劃和體制跟進。
在中國，土地既有保障功能同時也兼具生活功能，在失去土地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的情況下，“拆遷富翁”揮霍式消費勢必坐吃山空，而隨著市場準入門檻的提高，沒有了土地作為緩沖，轉型農民創業的成本和風險也會增加，盲目投資勢必血本無歸。
“貨幣補償僅僅是一個市場手段，要把給失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和技能培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進拆遷人口管理制度化建設。否則這個失去賴以生存土地的群體一旦返貧，必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包袱，影響社會穩定。”安徽大學社會學教授范和生說。
在中國農業和人口大省安徽，城市大建設浪潮下誕生了許多拆遷農民安置小區，許多農民家里一下子擁有了幾套住房。一些人干脆辭掉了工作，靠收房租、打麻將消磨時間。
家住合肥市蜀山區井崗鎮的農婦朱艷秋和丈夫以前靠種地和打工為生，得到上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后，除了存錢給孩子上學，夫妻倆把大部分錢用來投資小生意。但由于經營不善生意越做越差，丈夫干脆不管了，經常買醉而歸，眼看存折上的錢越來越少，夫妻間的口角也越來越多。
“有錢了住樓房了，是很高興，可是沒地沒技術也沒有經營頭腦，既找不到好工作也做不好生意，能不發愁嗎？總不能靠銀行存款過一輩子吧。”朱艷秋說。
對于未來的日子，朱艷秋依然沒有規劃，她只是希望丈夫不要把給孩子上學的錢花光了。她告訴記者，安置小區里游手好閑的人明顯多了起來，有不少還是20多歲的年輕人，“很多是沒考上大學的，又不愿去打工，無非是上網、打牌、鬧事”。
安徽省知名社會學家王開玉指出，當下最迫切的是，政府要想辦法讓失地農民的財富有造血功能，幫助他們持續致富，同時加強對這類特殊人群的心理和觀念引導，讓他們以新的角色更積極地投入城市生活。
據了解，合肥市經開區三年前開始探索“就業有崗位、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務網格化、文化活動多樣化”的安置體系，通過聯系企業、政府購買崗位、鼓勵自主創業和勞務輸出等多種方式，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
合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工委書記姚衛東說，目前這里世居居民的每年人均純收入是1.5萬元，而15年前小區剛建立時，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僅為1700元。
農業和社會專家建議，政府可以采取貨幣安置、招工安置、農業安置、劃地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種安置方法相結合的方式，給予失地農民必要的專業指導，同時鼓勵引導發展二、三產業，為他們提供更加寬松的投資創業環境。此外，通過集中歸并、資產量化、統一經營等形式，實現集體資產產權變股權，讓失地農民的財富具備造血功能。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是古訓。”李國祥強調，在現代化道路上無法繞開的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一定要處理好市場與公共服務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