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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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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600家民企近日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求救”，請政府幫助度過因銀行催貸而引起的資金鏈危機。
這600家民企中，不乏行業龍頭和中國民企500強企業，他們向政府提出了兩點訴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成立專門小組盡快處置危機，二是希望政府出面協調銀行暫停收貸，并將銀行近期所收貸款暫時發還給企業，3年之內不削減相關企業的貸款額度。
這類舉動并不多見，危機之深重可見一斑，或許對上書求救的許多企業來說，這是關系到企業生死存亡的時刻。政府救還是不救，是一個問題。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要不要救華爾街，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在美國民眾看來，華爾街的投機金融家們，在光景好時，賺得盆滿缽滿，并沒有分給社會一分錢，現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機當中，卻要政府花納稅人的錢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這個事也成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導火索之一。結果我們都知道，美國政府還是出手救市了。
中國與美國不可簡單類比，從中凸顯的問題卻值得深思。就中國來說，倘若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現上述情況，政府很大可能會出手救企業，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不是個容易做出的選擇。
在一種主張市場自由的經濟理論看來，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府最好不要去干涉企業經營，“政府之手”伸得越短越好；企業經營不佳乃至要破產倒閉，那也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結果，無須政府過多操心。
如果這次要求政府救企業，很可能意味著，企業狀況好時要“自由”，企業遇到了危機就要政府出手干預，那么上述經濟理論便難以自洽，將面臨理論困境。救的困境還不止在理論層面，也牽涉到社會現實層面的公平問題，畢竟政府救市的錢屬于公共資金，不完全來自被救企業的納稅。
政府不救，這個選擇同樣不輕松。那么多企業若出現“三長兩短”，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引發的失業等連鎖效應，也很可能演變成社會問題，影響到社會穩定，這是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愿見到的局面。特別是對于那些資產規模很大，在行業內舉足輕重的重量級企業，一旦出現危機，社會影響更大更廣，政府其實很難選擇旁觀態度。
此外，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企業家個人正常所得之外，也為整個社會創造了財富，提供了就業機會，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履行了社會責任。既然企業經營有其社會性一面，當企業面臨危機，政府或者說社會救不救，也是問題。
我們認為，面對600家民企的聯名上書，政府救還是不救，需要充分認識到其復雜性。這個問題不僅關系這些企業的命運，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的重大命題，需要在實踐中審慎而行，也需要在經濟理論上作出判斷和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