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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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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6月29日電 （記者楊文彥）“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200美元，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臺階，為避免中國重蹈巴西等國的覆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盡快轉變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
6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瓦加斯基金會與中國社科智訊專家學者召開了《中等收入陷阱：來自拉丁美洲的案例分析》發布式，暨巴西經濟與“中等收入陷阱”研討會。中國社科智訊經濟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在會上指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水平，轉變社會發展模式，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使社會可持續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撐，這是進入高收入即第四階段的必由之路。
2010中國人均GDP超4200美元 跨入“上中等收入”階段
世界銀行將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劃分為四組，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偏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并每年公布新調整的標準。根據2011年7月的最新調整，低收入的標準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為1006-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合計統稱為“中等收入”。
1978-2001年，中國處于“低收入”階段（低于人均GDP1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最新調整的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200美元，標志著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臺階，這是繼2001年從“低收入”進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
鄭秉文教授預測，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推測，中國實現第三次跨越、順利進入高收入組的時間大約在“十四五規劃”的區間，即大約需要12-14年左右的時間。按照這個預測，中國的“第三次跨越”將有可能再現“東亞速度”：在這個跨越中，日本用了12年（1973-1985年），新加坡用了11年（1979-1990年），中國香港用了11年（1978-1989年），韓國僅用了7年（1988-1995年）。
然而，據《中等收入陷阱：來自拉丁美洲的案例分析》指出，歷史上很多經濟體可以很快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多也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即“貧困陷阱”，一般指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之后，雖然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卻很少有國家能夠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他們或是陷入增長與回落的循環之中，或是較長期陷入增長十分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
例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了40年，烏拉圭滯留38年，巴西1975年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預測，阿根廷大約在2015年左右才能達到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屆時，阿根廷將在中等收入階段超過半個世紀即53年。
避免進入“中等收入陷阱”三保障：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
2010年中國已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如何避免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鄭秉文指出，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國的發展戰略，從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驅動為主向依靠消費、投資與出口協調拉動轉型；二要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型，實為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水平，這是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必由之路。至于轉變增長方式，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后已形成廣泛社會共識。關鍵在于粗放向集約轉型，改善投入產出比，提高投資報酬率，提升經濟競爭性，以獲取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是效率驅動的主要內涵。
鄭秉文認為，目前，中國剛剛進入第三發展階段即上中等收入階段。需要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
“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來中等收入國家的激烈競爭中，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國與國相互較量的實質也是“制度”。“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與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這些非物質生產要素驅動增長，意味著增長機制的深刻轉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制度”可被視為生產力，“制度”的質量可被視為生產力水平；制度變遷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伴隨制度變遷。
“政策”，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階段，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微觀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卻存在缺失，有些已顯得嚴重滯后；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社會環境和國民訴求等許多方面都有較大改變，例如對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問題的訴求，應予以高度重視，否則，將有可能拖累經濟增長，一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很多教訓。
“基礎設施”，統計顯示，改善基礎設施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還可促進增長，起到減貧的效果。在這方面，韓國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每年提高GDP大約1.4%-1.8%，減少不公平大約10%-20%。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包括交通運輸在內的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改善，但相對來講還是落后，同時也應看到，中國基礎設施的得分情況要好于“金磚國家”和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為中等收入階段的效率驅動轉型和可持續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
社科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員齊傳鈞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某種“突發性”，但并非沒有“可預見性”，應把研發和創新能力基礎作為長期的政策取向，及早或適時地進行經濟轉型，關鍵是要加強資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