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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在我生活的農村出現了許多城里人回農村建房，準備在農村頤養天年的現象（在此我暫且將它稱為“逆城市化”），這些城里人原來大都來自農村，只是迫于生計，在生活的壓力下去城里務工， 雖然這種現象現在在全國范圍內還不普及，但是在經濟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社會各界應當提高認識，研究這種現象發生的背后所隱含的原因以及它將帶來的社會影響，從而對其作出正確引導，使其有利于我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筆者一直生活在農村，現在又是一名農村工作者，自認為對農村問題有一定的了解，也喜歡對農村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作一些研究，在此對這種在農村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進行了自己的一些分析，以備大家參閱。

　　一、“逆城市化”的概述

　　“逆城市化”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是指西方國家在高度城市化以后出現的由于城市居住環境的惡化，居住空間的狹窄以及房價的攀升而導致的一批青年人“工作于城市，居住于郊區”的特定現象，它有力的緩解了城市治安、衛生、管理等方面的壓力，因而被廣泛推崇。

　　然而，此處筆者所提到的“逆城市化”的含義則與西方國家的“逆城市化”大不相同。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幾十年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里，城市化被高度重視，一批批中小型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崛起，原有的大中型城市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由此帶來的農業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作于城市，生活于城市，并逐漸于城市融為一體的現象也極為普遍。這段歷史就是中國的城市化，表面看來，它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沒有多大區別，我們走的城市化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但我們回歸我國城市化的全過程，深究城市化的歷史，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我國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有政府因素的參與，在很短的時間內大量的農業人口很被動的被城市化，他們是在城市化大潮的推搡下進入了城市，對于城市的認識很淺薄，很難從意識上將自己農民的身份剝離。這些人到現在就成為了推動“逆城市化”的主力軍。

　　具體來說，八、九十年代出于謀生的需要，一大批青壯年進入城市各個領域開始了自己的城市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多數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一方面，較好的收入，穩定的工作，固定的住房讓他們完全融入了城市，逐漸適應城里的生活，另一方面，這些“新市民”在農村仍有大量復雜的宗族、血緣關系存在，而現在又面臨衰老，退休等，心中開始掛念故鄉，懷念年輕時在農村的快樂歲月，在這種情懷的影響下，在農村親友的鼓舞下，他們開始成群結隊地回農村建房子，等待以后回鄉養老。另一支“逆城市化”的大軍力量強大，也不容忽視，隨著城市化建設的繼續推進，仍然有很多的農村青年繼續著他們父輩的城市夢。但由于城市生存成本的急劇上升，尤其是房價的節節攀升，他們開始接受這樣的一種生活：租住于他人的房屋，將積累的財富帶回農村，把農村作為自己的最終歸宿。

　　二、“逆城市化”的推動因素

　　第一，對農村所懷有的深厚感情是“逆城市化人群”推動“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這些在城市化過程中發生身份演變的新市民大多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最年輕的時光都在農村度過，可以說他們的性格定型于農村，純樸的農民意識影響著他們的一生，在農村生活的日子里雖然物質條件貧困，但內心大多懷有美好回憶，再加上中國人傳統的“落葉歸根”意識也使他們樂于回歸故土。

　　第二、農村自然環境優美，，空氣新鮮，社會治安良好，生活條件越發得到改善是“逆城市化”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一方面，農村所具有的城市無法比擬的自然環境、社會治安狀況是吸引“新市民”回歸的重要原因，相比于城市擁擠的交通，居高不下的房價，復雜的社會問題，農村優勢明顯；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城鄉一體化，推進新農村建設”工程的實施，農村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越來越受到城里人的追捧。

　　第三，“新市民”在農村固有的血緣、宗族關系的存在時推動“逆城市化”的強大動力。“新市民”在農村大多有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龐大的同姓氏家族，這讓他們回到農村總能找到回家的感覺，在這些親戚朋友的勸導下，他們總會很樂意回到大家庭的懷抱。

三、“逆城市化”的制約因素 　　首先，鄉村基礎設施配套還比較落后，嚴重影響了“新市民回家的腳步”。與城市相比，農村的醫療衛生機構、商場以及娛樂場所等的建設都落后很多，習慣了城里齊全的生活服務設施和優越的服務條件，回到農村能否享受到同樣的待遇成為了他們共同的考慮，這種顧慮也使他們在“回家”的路上產生了遲疑。 　　其次，國家關于這一領域的立法以及相關政策的空缺也是這條“逆城市化”的路顯得比較迷茫。許多“新市民”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在農民戶口轉居民戶口以后便失去了在農村的本應屬于他們的耕地，宅基地，對于如今自己由城市返回農村能否得到政策上的保障表示困惑，國家對于城里人在農村購房、置地方面的規定也亟待完善。 　　最后，對于這種 “逆城市化”的相關宣傳引導也存在缺位。無論是剛才說的各級政府，還是社會媒體對于這種苗頭的關注度還不夠，對于這種現象的重視程度也有待加強，社會上還沒有形成一種大范圍的關注，絕大多數人甚至都沒聽過，這對于我們這場全民性的“逆城市化”變革是極為不利的。 　　四、“逆城市化”的引導措施 　　第一、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法律，先行引導，為推動我國的“逆城市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也為“新市民”的“逆城市化”進程提供法律上的依據。一方面，政府從政策上鼓勵、支持、引導“逆城市化”，通過提供人、財、物上的支持，包括提供新建房屋補貼，規范農村宅基地的審批，專家設計建設新居等方式鼓勵、推動“逆城市化”；另一方面，政府加強對“逆城市化”工程建設的重視，把它作為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常抓不懈，并將其作為考核政府領導干部業績的一項重要指標。 　　第二，加快農村建設規劃，在保持農村原有優勢的前提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作好農村建設規劃工作要因地制宜，既要進行地質地貌的勘查，確保新村落的選址符合科學、環保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原村落的特有建筑風格，在保護好地方特色的基礎上做好改善農村居住條件的文章，把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作為這項工作成敗的重要評判標準。與此同時，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在“逆城市化”的推動下，更要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通過建設農村公園、閱覽室、健身室、農活體驗園地等豐富“逆城市化”群體的業余生活。 　　第三、加快農村社區化建設和中心鎮建設。農村社區化以及中心鎮的建設一來可以提高政府在農村的辦事效率，加強黨和政府在基層的組織建設，二來也可以通過商場、醫院、娛樂場所的建設，大大改善村民的生活條件，實現城鄉一體化，也為吸引廣大“新市民”的回歸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四、加大宣傳，通過輿論引導在全社會形成一種“逆城市化”的風氣。社會媒體作為文明的傳播者，在推動社會歷史進程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逆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視，要通過大力宣傳“逆城市化”對城市發展、農村建設的重大意義，動員全社會參與到這項變革中來。 　　五、“逆城市化”的意義 　　筆者之所以大力提倡“逆城市化”，正是看好它能給社會發展帶來福音。從城市發展的角度講，隨著大量人口流回農村，可以有效緩解城市在交通、住房、衛生等方面的壓力，尤其是對城市房價的回落有一定的作用，從而實現城市的良性發展；從擴大內需的角度講，這些城里人大多帶著大量財富回到農村，他們在自己的消費的同時也必將影響農民的消費習慣，從而松開了農民的口袋，為我們打開農村市場，擴大內需作出重要貢獻；從新農村建設的角度來說，大量城里人的回遷，為新農村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不僅能在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禮儀等方面影響農民，推動新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有知識、有能力、眼界開闊的城里人回到農村擔任農村基層干部，肯定能為我們的新農村建設開辟更多的新路子，帶動農村發展，農民致富。 　　總之，“逆城市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是一項一舉多得的好舉措，各級政府應當審時度勢，加強引導，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開辟更開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