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發展的“大樹底下好乘涼”不同,環首都經濟圈長期是“大樹底下不長草”,時至今日,數十個縣(市)仍亟待“脫貧”。
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什么?對于環首都貧困帶來說,發展的出路在哪里?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就以上問題,《中國經營報》記者約請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張孝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勇進行訪談。
河北的開放還不夠
《中國經營報》:近年來,京冀區域發展極度不協調,地區間經濟梯度落差過大,時至今日,數十個縣(市)仍亟待“脫貧”。其原因何在?
肖金成:客觀上,北京對外有行政阻隔,北京行政服務較好,河北較差;第二,河北交通受到很多限制,道路就那幾條,如果沒有行政阻隔,也許會更好;第三,河北投入也不好,和北京聯通較薄弱,聯系不是很充分。
主觀上的原因則有:河北和北京產業聯系不密切,河北發展戰略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體制上受到約束,沒有國家級的開發區,此外,在招商引資上,服務也不是很到位。
張孝德:實際上,如果河北地區的貧困放在其他地方,放在青海、寧夏等西部地區,可能并不覺得是特別大的問題,但這個貧困現象出現在首都經濟帶,就可能被放大凸顯。如果說單純是因為北京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那是不客觀的,因為北京吸引的是全國的資源,不僅僅是河北的資源。
從原因來講,京冀之間的貧富差距首先是因為河北地區區域經濟不發達導致政府財政困難,進而導致貧困縣貧困加劇。其次是因為北京的經濟發達對河北并沒有形成特別大的輻射效應。
劉勇:北京發展和周邊貧困這兩者沒有必然關系。北京和周邊地區差距大,從理論上說城鄉差距是發展階段決定的,由于中國整個工業化進程還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絕對差距還處于一個擴大的階段。從區域上來講處于集約化發展階段,集約化發展程度較高,它的效率也比較高。北京和周邊地區差距擴大,屬于正?,F象。
河北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戰略方向存在問題,河北本身是沿海地區,但開放意識、改革意識、沿海經濟意識并不是很強,所以喪失了一些率先發展的機會。從“十一五”開始,河北才開始重視沿海開發。河北的問題關鍵還是由于它的經濟結構,長期以來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決定其開放意識差一些,發展速度慢一些。
河北省并不是僅僅北京周邊落后,河北其他地方發展也不快。而北京對河北的輻射是存在的,北京周邊產業的外遷,對河北已經產生了很好的促進作用。而河北的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后存在一些問題。北京的市場是向全國各地開放的,沒有單獨對河北關閉。河北要提高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和質量,要創造機會,抓住機會。
《中國經營報》:相比于北京,上海與周邊的區域一體化程度比較高,上海對周邊區域是一種輻射的作用,而北京則更像是“孤島式”的發展,造成兩者差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張孝德:上海周邊江蘇浙江等地區集約型經濟比較發達,浦東開放的時候,江浙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發展很快。從經濟發展來看,北京與上海經濟發展不一樣,北京的經濟發展其實主要是利用北京的地緣政治優勢發展起來,他能吸引到諸多的政府資源優勢,是在一個點上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之后北京周邊地區并沒有像長三角地區那樣積聚資源快速發展。
而且,北京和周邊的關系主要是由北京及周邊產業結構決定的,周邊地區要從自身謀求發展,也需要北京改變產業結構。
京冀要錯位發展
《中國經營報》:那么對環首都貧困帶來說,發展的出路在哪里?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河北在產業對接方面應該做何調整?
張孝德:不能期望這種貧困問題、區域性問題短期能夠得到解決,短期內不是解決發展問題,而應解決應急問題,比如貧困地區的生存問題,是公共投資的問題。比如說教育問題、社保問題、吃水問題,要圍繞凡是和生存必要條件相關的這些問題來解決。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考慮未來北京與河北的合作,北京與河北某些關聯的地區劃出經濟協作區,北京的一些輻射效應向河北推進,創造經濟發展機會。
劉勇:北京正在進行結構轉型,發展第三產業,輻射力會越來越強,這會對周邊產生更好的影響,不過這需要有個過程。同時周邊地區要努力。要抓住沿海開放、抓住城際轉移的機會,抓住環京津兩個城市的輻射的機會,發展外向型經濟、沿海經濟,走海洋經濟這條路。
肖金成:金融危機爆發前,世界產業轉移的方向還是中國,河北因為沒有抓住機遇,所以很遺憾。包括廊坊,曾經希望做北京的后花園,希望北京人去居住,實際是錯的。僅靠房地產,城市很難有大的發展。因為房子便宜,購買者不一定來住,更多來這買房子的是投資,沒有來消費,商貿也發展不起來。
《中國經營報》:京津冀的合作機制應該做何完善?
張孝德:北京河北是跨區域發展問題,這個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和協作需要中央政府出面來協調,不是北京河北自身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要作為一個專題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來研究。比如北京,是不是要進行一些產業的釋放,這就是國家要對北京重新定位。
比如其金融業和服務業能不能往天津轉移,能不能把制造業領域讓位于河北,這樣三個地方各有各的優勢形成產業互補。天津形成服務或金融中心,北京成為政治和文化高地,河北形成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基地。
劉勇:國家層面可以促進合作,促進硬件設施的一體化、交通的一體化,可以完善合作機制,但是不要過分干預,應該是引導而不用強制的行政力。
市場引導比行政引導更有效
《中國經營報》:近年來,北京“攤大餅”的趨勢很明顯,北京把首都經濟圈擴到了山西、內蒙古等地,北京“貪大”的發展現狀對周邊經濟一體化有什么影響?
肖金成:北京從自身利益出發,把環首都經濟圈擴展到山西、內蒙古,首先是考慮產業聯系,山西和內蒙古都是北京的能源輸出地,電、煤都來自那里,所以北京規劃的道路交通設施重點也放在那。這也有合理之處,經濟圈一定要有產業聯系和經濟合作,否則沒意義。
第二個是考慮生態保護,北京、承德、保定生態圈的劃定,有一定道理,沒必要限定范圍。理論上,環首都經濟圈不是說大不行,也不是不接壤、差5公里就不行,對于如何合作、加強聯系,距離近當然更容易,但有時是人為劃的,關鍵是聯系合作真正開展起來,各地能積極行動、互利共贏、互補發展。
實際上,我們還只談到了政府層面,政府主要是起引導促進作用,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合作,主體是企業。政府打造合作平臺,是希望企業來投資、發展,是為了企業未來怎樣能在這里有更大發展空間。大的企業、大的產業集群,這可能是區域合作更關鍵的實質因素,政府實際上僅是起到引導、促進作用。
目前,環首都地區還是缺乏大企業,缺乏實力強、層次高、影響力大的企業集團,缺少產業集群。如果有了大的企業和產業集群,它們可以突破體制限制,會自己開辟道路。
當然,廊坊有富士康,但富士康在廊坊僅僅是生產基地,不是總部,關鍵還是看產業鏈條在哪,能否拉動周邊發展?,F代汽車的產業鏈如果都在周邊,那就成了,但現在只是總裝;空客在天津,也是把零部件拉過來總裝,意義不大。如果再有研發、董事長也在這里,那不想發展都難。
生產基地是企業的末端,雖然有總比無好,但企業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營造,才是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