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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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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茲克獎在今年首次把桂冠授予中國的建筑師，評委辭這樣稱贊說：“王澍在為我們打開全新視野的同時，又引起了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他的建筑獨具匠心，能夠喚起往昔，卻又不直接使用歷史的元素。”這段評語可能過于學術化，還是該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勛爵的一席話顯得通俗明白。他在5月25日頒獎典禮上這樣說明王澍獲獎的理由：“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系是一個當今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當今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于建筑應當基于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筑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并演化成扎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我不是建筑師，不懂建筑和規劃，對王澍所設計的代表作品如寧波美術館、寧波博物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等無權評價，但是，正如帕倫博勛爵所說，王澍的作品引發了“關于建筑應當基于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不過，遺憾的是，這場討論目前還僅限于建筑學界和美術界，尚未在大眾和輿論中發酵，公眾和媒體對王澍的關注和追逐，只看重他獲得國際建筑界重要大獎的新聞價值，對其設計理念、設計思想及是否由此能夠帶來城市建筑設計與規劃的變革等，并未有反思?，F實中依然是大拆大建，是城市的千城一面和結構的支離破碎，是所謂的國際化和拙劣的仿古的混合的流行。
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之所以變成目前這般外表光鮮、內里空虛，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盲目崇洋導致很多大型城市建筑如今已成國際設計師的試驗場，但又得不到城市居民的認同；全球化背后的商業化、工業化帶來了某一類商品化、標準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濫，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各地大上房地產項目引來大規模的城市拆遷等。但根本的是一個經濟落后國家實行的趕超型發展，上述因素不過是它的表象。這種趕超型發展再加上對權力缺乏實質性制約，從而導致城市喪失耐性，忽視人的重要性，而變成單純的土地和建筑的空間擴張。
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同建筑設計一樣，本質上應為人服務，唯有人性化，堅守人的尺度，建筑和城市才有生命力。從城市的形成與發展來看，城市化應是工業文明、現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的動力；沒有現代商業文明，也就沒有城市在高密集人口下的現代生活。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世界上少有被規劃出來的城市。然而，中國的城市化卻沒有遵循這一發展規律，我們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規劃”出來的，也即是政府設計出來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們指點江山、規劃城鎮宏圖，建設“國際大都市”。所以，城市化于中國是與工業化“分道而行”的，其一直落后于工業化；另外，就是城市化見物不見人，變成了一種空間距離的簡單擴張。30多年來，中國的城市化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問題不在建筑規劃身上，而是發展的思路問題。當然，政府這樣做也有苦衷，對一個發展型的政府而言，每年都定有城市化率的指標，并將之納入到干部考核體系中，再加上地方的競爭壓力，從而使得許多地方把城市化作為一項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去推進，為滿足追求城市化水平這個數字的提高，大鋪攤子、不重內涵、盲目無序擴大用地規模，使城市建設中出現很多政績工程，并造成一些地方“有城無市，有場無市”的“空殼城鎮”現象。
要糾正城市規劃和建設中的這種趨勢，就必須在理念和認識上回歸常識，即真正的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從人的需求出發來規劃和建設城市。人，而不是物的發展，才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標。離開這一點，城市發展就是本末倒置。
總之，城市發展不能目中無“人”。盡管作為一個趕超型經濟體，其城市化會體現出更多的政府意志和色彩，但城市規劃和發展不能像現在一樣完全撇開人的因素，而按照權力者的意志去畫圖。因此，對現有城市化模式暴露出來的缺陷，我們必須引起重視，回到城市化原初的出發點，把人作為城市化的主要內容，走出一條健康的城市化之路來。王澍的價值，就在于以他多年的建筑實踐探索，告訴我們，城市發展是有另一種更好的可能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