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報道,農村兒童的群體性溺亡事件時有發生。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留守兒童遠離父母監護,有如散布原野的“野草莓”。當孩子們接近危險時,無人提示,乏人搭救。威脅他們的,還不獨是水與火的無情,更有心靈上的情感荒漠,他們對社會、對家庭、對父母都有嚴重的疏離感,甚至從極度的親情饑渴中生出恨意。
在談到孩子的話題時,媒體通常更熱心關注的是,小升初拼搶、小胖墩兒現象、高校自主招生等,集中于城里孩子“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而不是農村“野草莓”們的基本生存困境。倘若任由這些“野草莓”在鄉村“野蠻生長”,缺少父母關愛、缺乏安全感的他們,會不會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種社會問題:失學、失業、失婚,家庭失和、犯罪率上升……
教育公平是衡量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基點。鄉村大量留守兒童面臨家庭資源、社會資源和教育資源的失衡,人生上升的空間逼仄。其責任不在他們的父母,而在于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對鄉村的多取少予。這造成了城鄉人力資源、教育資源、社會保障的巨大反差。對鄉村兒童來說,暫時處于底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獨的成長過程帶來的安全感缺失、反社會傾向,更有城鄉二元結構侵蝕著他們向上的希望。
在這樣的嚴峻現實中,有沒有更好的渠道,給“野草莓”們輸送物質和精神的養分?讓父母返鄉顯然不現實,那么,從教育入手是否可行?借著教育投入占GDP超4%的承諾在各地漸次實現,不妨由政府牽頭,大力鞏固并改善鄉村教育,大幅提高鄉村教師待遇,多種方式鼓勵城市富余的人才資源向鄉村教育流動,給留守兒童更多關愛和希望。
當下,農村學校營養午餐的試點正在進行,鄉村學校的盲目撤并也得到反思。改善留守兒童的困境,我們在寄望于政府的同時,同樣寄望于鄉村學校和老師,他們是孩子們的文明之光和情感之燭。當年,葉圣陶、陶行知等大師級教育家,都曾身體力行從事鄉村教育;不少縣、鄉的中小學校長,曾是當地頗受禮遇的社會賢達。今天,進一步提高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提高鄉村教育的條件和質量,對于點亮“野草莓”的人生希望,至關重要。(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