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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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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第一次超過50%，標志著中國社會結構引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城市化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勁持久的動力，但也有新的城市化隱患隨之產生，各種“半城市化”（或稱“偽城市化”）現象層出不窮。
近日，復旦大學和中國社科院聯合舉辦的“中國城市化的反思與創新”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圍繞城市化率超過50%之后的反思話題各抒己見。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
中國正處于一條城市化的高速公路上。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60%左右。城鎮化率從30%提高到60%，這一發展階段，英國用了18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國可能只需要30年。
在許多學者專家看來，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潛在內需與持久動力。美國經濟學家H.錢納里曾指出，伴隨著經濟增長，社會經濟結構會發生一系列轉變，一是工業化，即從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轉變；二是城市化，即人口連續不斷地從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將會產生最重要的經濟效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指出，“如果說工業化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創造供給，那么城市化則主要是創造需求。城市化在擴大內需、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他指出，城市化不僅是引發消費需求、帶動投資增長、推動經濟服務化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的重要手段。
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替代出口10萬億元。按照現有城市化速度，社會消費的總水平可以從現在的10萬億級上升到20萬億級，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會維持20年。擴大內需，就要通過城市化把農民變成市民，通過創業把就業者變成創富者，通過經濟服務化培植大量的 “白領階層”，努力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據預測，未來10年，每年新增城鎮人口將達到2000多萬人，每年需要商品房至少是6億平方米以上。再加上配套的商業、政府、社會服務的醫院、學校，城鎮化推動了對基礎設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車等的需求，這是中國轉型靠內需拉動經濟成長的一個根本動力。
脫離實體經濟，小心城鎮化唱“空城計”
與城鎮化的速度同樣重要的，應該是城鎮化的質量。
辜勝阻指出，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上，以產業為支撐，實現城市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城市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伴隨著制造業由大向強轉變，建立在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基礎上，可以防止“產業空心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才能通過現代化釋放更多勞動力；城市化與信息化相協調，才能提高城市化質量，獲取城市化發展紅利。
事實上，光有速度、沒有質量的不平衡的城市化，在國際經驗中曾有深刻教訓。巴西近幾十年經濟發展迅速，農村人口大批向城市遷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達81.2%。但巴西的城市化沒有和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結果造成“空城計”，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貧民窟，沒有得到正規就業。這種城市化的 “拉美陷阱”，正是城市化脫離實體經濟、沒有產業支撐的典型案例。
浙江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麗蘋研究員指出，大量進城農村人口雖然統計意義上被認定為城市人口，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過程的完成。許多農民雖然實現了職業的轉變和地域的轉移，但缺乏身份的轉變、生活方式的轉變，處于就業非正規化、居住邊緣化、生活孤島化、發展能力弱化狀態，即“半城市化”現象。
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簡新華指出，中國現在需要積極推進的不是產生各種“城市病”和“農村病”的“半城市化”、“偽城市化”、“過度城市化”等病態的城市化，而應該是工農、城鄉協調發展的健康城市化。在城市化率超過50%以后，城市化的重點更不能是規模擴張，而應是質量提升。
專家指出，在新的發展階段，城市化要由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到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轉變。世界銀行最新研究報告提出了“智慧城市化”的概念，認為促進經濟持續、高效增長，城鎮化不僅要快，更要“智慧”。智慧城市是繼數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級形態，是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智慧的城市化既能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務，特別是醫療、教育、交通、水、能源等，也能以合適的方式和價格鼓勵對這些服務的高效使用。世行對中國“智慧城市化”的政策建議包括：提高城市的財政實力，減少城市之間資源分配的較大差異；抑制城市空間擴張，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加強城市土地使用規劃；有效、良好的城市治理；推進政府把城市建成知識中心與創新孵化器。據世界銀行測算，一座百萬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設，在投入不變的前提下實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將使城市的發展紅利增加3倍。
警惕城市化過程中的四種失衡
專家提醒，實現城市化可持續健康發展，需要警惕四種失衡，否則就容易陷入“半城市化”的陷阱。一是要避免城市政府過度依賴“土地紅利”，使過高地價推高房價，城市房地產形成過度泡沫的局面。城市政府的土地財政推高了房價，加劇了房地產的泡沫化。有研究表明，土地城鎮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鎮化，2000年至2009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了69.8%，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75.1%，但城鎮常住人口僅增加了28.7%。
其次，要避免過度依賴超級城市和特大城市，避免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的“大城市病”。中國城市化在高速發展的進程中，涌現出一批超級城市和特大城市，“大城市病”開始顯現。據調查，中國百萬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上班時間要花近40分鐘。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用水緊缺等眾多“大城市病”，是城市化產生的負效應。
還要避免過度依賴人口異地轉移。“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會造成巨大的社會代價，這也是另一種“半城市化”表現。大量人口的異地轉移導致農村出現空心化問題。有數據顯示，在農村人口中，留守兒童有5000多萬人，留守老人有4000多萬人，留守婦女有4700多萬人。大量的“三留人口”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與農民工流動相伴生的一個特殊現象，也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社會代價。
此外，要避免過度依賴農民工不徹底轉移的“半城鎮化”造成農民工權益缺失。在超過50%的城鎮化率中2億多農民工實現了職業轉換和地域轉移，但還沒有實現身份轉變。改變這種不完全的局面要通過農民工市民化的“三維轉變”：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和身份轉變，實現從“半城鎮化”到完全城鎮化。
專家認為，保障城市化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需要采取綜合對策。包括深化財稅體制的改革，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形成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使房地產“去泡沫化”，讓房價回歸合理價位；采取均衡的城市發展模式，建立一大批中小城市，改變人口過度集中的局面，同時發展城市集群，發揮城市集聚規模效應，對“大城市病”進行標本兼治。同時，也要在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推進勞動力輸出省份的農民工的回歸，讓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轉移，減少社會代價。應對城鎮化進程中的“半城鎮化”問題，要加快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改善城市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降低入學門檻，構建適合農民工特點的醫療、住房及社會保障制度，鼓勵農民工用創業帶動就業，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夢、安居夢、創業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