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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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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改革普遍關切，對當前改革的出路，理論界和實踐界提出了許多方案，有的提出要從頂層設計入手，有的提出要從增加改革動力入手，有的提出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等等，主張不一而足。面對種種主張，《人民日報》發表了“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評論員文章，將改革決心昭然于世，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肯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什么、如何改、誰來改。在深入實踐的觀察研究中，筆者認為改革中有三種傾向值得反思。
第一，片面改革的傾向。筆者長期研究中國干部選任制度，縱觀各地干部選任中的一些創新作為，其中也不乏“難言之隱”。以競爭性選任創新為例，全國各地都在推進各類干部競爭性選拔，有些地方把黨的部門負責人（經常是副職）的職位拿出來競選，一時間改革風起云涌。如果只圖干部比例的擴大，而不問哪些崗位、哪些層級必須開展競爭性選任，可能就會出現該選的不選，不該選的大秀民主勞民傷財。比如黨的部門負責人該不該公選、公選的范圍邊界在哪里、成本如何計算等都值得考量。原因在于黨的部門負責人應當嚴格對上負責，若由全國公選產生，帶來的恐怕不是效率，而是責任關系的混亂。正是這種傾向影響下，中國的改革出現結構性困境：對于改革的總體影響關涉不大的部門性、區域性的改革，有聲有色地推進著；但是，涉及整體性的或頂層設計的改革，則猶抱琵琶疑慮重重，改革出現非均衡性發展。
第二，恐懼改革的傾向。一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許多干部從經驗出發，認為吃力不討好，而且還容易陷入僵局。筆者長期在基層調研，感觸最深刻的莫過于部分實踐層面的領導人對于有關機構改革的疑懼心理或抑制態度。以鄉鎮事業單位改革為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鄉鎮事業單位八大員改革（原八大員改革就是涉及面較廣、影響深遠的一次試點，但總體改革相對滯后，仍存在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關于“八大員”的社會保險專項政策和出路問題）遺留問題多，尤其是不發達地區、民族地區由于自身經濟發展和解決問題的可資利用資源配置能力有限，改革對象群體性上訪成為縣鄉鎮不穩定的因素。用一些干部的話說，“凡涉及人的改革，都很難”，有的地方干部還明確表示，“經濟改革可以做，政治改革要三思而行”。還有的干部認為這項探索是“改革成本付出了，但人一個都沒有裁掉”。基層對涉及實質性改革表現出了退卻和恐懼，任劍濤對此有一種評判，“現在的改革已經進入一個難以確定性質、無法有效把握、更難有序推進、難以預料后果的階段，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改革進入深層次之后的總體處境”。
第三，碎片化改革的傾向。碎片化是《破碎的民主》作者卡藍默發現1945年以來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破碎的民主”事實，以此提出破除民主迷信論。而在實踐中學者所說改革碎片多指，改革成為部門化改革，一說起改革就把它當做一項具體任務落實到部門，于是部門成了制度改革的主體。它最大的危害在于陷改革于私利之中，而忽視改革的公利性，成為束縛改革動力的絆腳石。事實上碎片化改革還包括一種亂象，基層創新多、高層改革難的困境，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各種改革試點時風生水起，但試點成果并未納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框架之內，好的改革辦法和措施有些夭折了，有些耗散了，甚至有些被叫停了，從而造成了改革的破碎與反復。它的危害在于陷改革于無序之間，長期的雙軌制度運行使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
縱觀世界改革的實踐，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政治改革要防止上述三種傾向，就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走出激情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困境，要從中國社會的結構立足，從中國傳統政治實踐和西方歷史與思想資源中汲取改革的營養和矯正改革中出現的制度好，執行難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政治改革不能忽視受到西方沖擊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國歷史因素的基礎，只有懂得了這一點，也才能更深切地認識到當前制約中國政治社會的倫理因素，例如血統、地位、權勢比個人的人格、見識、能力更受到重視，私人情面優先于工作需要等，對這些陋習應盡快進行制度約束和改革方是真正的出路，而這也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出“關系”的民主化才是捷徑的關鍵所在。
二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在于政治與行政的協調發展。政治與行政協調是政治改革的一個普遍原則。早在20世紀初期，古德諾放棄了傳統政治學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分法，而對政治與行政二分法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與發揮，他認為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都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者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認為政治是民意的表達，行政是民意的執行，并且提出要實現政治與行政的協調發展有兩條途徑：政治適度控制行政，行政要適度集權。同時，政黨在政治與行政的關系中發揮外部的調節作用，它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政府體制的科學內涵。但是從已經進行的中國政府體制改革實踐來看，此前的相應改革沿循的是一條從行政到政治的被動軌道。以至于存在著一個普遍的誤讀：中國政府體制改革是單純的行政改革問題，這是目前中國政府改革的僵局。
三是明確政治改革需要學術理性的參與。學術是政治的根基，學術與政治融為一體，或兩者脫節都無助于國家的發展。學術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學術不能夠推動政治，學術就無“用”，政治不能夠植于學術，政治就無“體”。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把繁榮社會科學作為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任務，作為文化產品創作發展重要領域，作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這是對中國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智慧認同。文化必定是以經濟、軍事、政治等為其因素，哲學社會科學都是構成文化的因素，文化失去了這些因素就會空虛。在學術層面上，政治研究應該是一種歷史研究，學著去理解的是一個政治傳統，一種具體的行為樣式。在政治的學術研究中有一個必須考慮的部分，反思政治活動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發生，其目標是考慮政治活動本身在我們整個經驗地圖上的位置。不能指望政治哲學增進我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成功的能力，但耐心分析與政治活動相關聯的一般觀念，有助于我們較少被模糊的陳述和不相干的論證所欺騙。這正是當前政治改革中要加強真學術參與的根本所在。因此，政治改革的前提離不開學術的改革，努力提高社會科學創新的能力，促進社會科學學術原創性和實際應用價值，也是當前政治改革的一大重任。（李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