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義鴻】:我們這個數據是國家人口統計的數據,我們是從公安系統和人口方面來對接的,非常準確,在數據上是精準的,因為我們了解到,要統計中國所有城市的城鎮人口非常困難,但是,中國又沒有很好很系統地反映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全面數據,我們其實可以算到鎮,但是工作量太大,所以我們最后決定統計到縣級市。
這個工作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啟動“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工程”后的第一個課題,我們做完以后發現,通過大量搜索、咨詢、調查,我們發現我們填補了中國在城市化率研究方面的空白,就是我們梳理了解放以后到2006年,2007年的已經做完了,到第三屆峰會再發布,我們梳理了它的曲線跟中國經濟發展是吻合的,跟中國社會發展是吻合的。
但是我們很遺憾,也發現了這個問題,我們報告里面也說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我們在采取的非農人口與總人口口徑計算的城市化率,跟現實的城市化率方面有一定差距,因為流動人口很難統計。
我們分析以后出現二方面情況:第一個方面,農村人口進城打工不是被城市化,他只能說是表現為城市化,像顧云昌副會長曾引用一個農民工說過的一句話,說“中國城市土地太硬了,我蓋不了房子,只有回家蓋房子”。就是說一個農民工他在北京、上海、廣州打工,通過五年十年的努力,掙到二三十萬,但是在這樣的城市他沒法生存,買房子買不起,所以只有老老實實回到老家,三十萬可以買個房子,可以娶個老婆,還可以買點家電,過上他自己的農村生活,但是這個農村生活比當地農民好的多,這樣打工了以后掙了錢然后回去蓋房子,是一種半城市化,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對不對。
第二個現象,從農村的人可能會到小城鎮生活,小城鎮的人可能到縣城生活,縣城的人可能到地級市生活,地級市的人會到大城市生活,這是一個圈,這些人怎么統計呢?我們現在戶籍制度沒法統計,比如我是縣城的居民被城市化到地級市了,可戶籍還在縣城,但是有可能我們城鎮人口統計也被地級市統計過去了,因為我有固定住所,所以就出現統計的重復誤差,這個很困難,我們不知道怎么辦,最后我們舍棄了城鎮人口的統計,我們選擇了偏低一點的,城市化率偏低一點的統計,而且這個數據非常完整。
我們這個城市化率數據是得到權威數據支持的,我們自己覺得這個數據不能說是權威的,只能說是代表一個方面的統計數字,或者研究報告,僅供大家參考,可能會有很多不足,但我們相信隨著我們城鄉二元結構,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我們相信這個城市化率的數據會越來越吻合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是發展趨勢,我們相信2007年的報告出來,2008年會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武漢的1+8、湖南的長株潭、重慶、成渝兩型社會改革試點,包括去年的浙江嘉興取消城市戶口、農業戶口二元結構,統一為城市居民;還有最近廣州的戶籍制度改革政策等,這些最新的數據我們不可能現在全部統計出來,因為數據有一定的滯后性。
我們相信在2010年或到2012年,隨著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和戶籍改革的深入,我們的城市化率會跟著中國政策走向,會越來越符合中國的國情與實際。大概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是這樣子。
【記者】:剛才蔡義鴻秘書長介紹了第三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的內容,里面講到2009年重點關注城市和活力城市,這些評選是不是有一些硬標準,這些標準有什么依據沒有?是否參考國外一些標準?另外,這些跟建設部城建司的關注是不是一致的。我們是怎么確定重點關注城市的呢?
【蔡義鴻】:我們的重點關注城市是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針對全國600多個城市,根據地域不同,根據人口、經濟發展、產業布局、未來發展、城市化率,也就是說文化、教育、交通、醫療等方面的發展。其實也可以這么講,這個城市人均享受的教育、醫療、交通、水資源,包括GDP的水平,這些綜合在一起都是我們考量的一個范疇。
我們在選擇重點關注城市的時候,也感到非常難,因為全國有600多個城市,我們只能是從一些地級市,一些區里面選擇,比如我們選擇的江蘇省徐州市,這是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要說它很發達嗎?也不是,但它今后的發展,它的潛力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很有典型性,也是國家政策關注的一個重點城市。
我們會綜合各方面的資源來整合這些東西,跟著國家的大政方針走,這是堅定不移的,但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一個選擇標準,具體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