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與增長,城市化是其最大動力。最近,李克強副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演講中強調,擴大內需將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而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剛超過50%,每一個百分點增長就意味著有上千萬人進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同時也有研究表明,城鎮人口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將可帶動最終消費增加1.6%。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第一要義,就是要打破計劃年代城鎮戶口與非城鎮戶口造成的身份差別與歧視,以此來促進農村人口有序地向城市流動。當前的戶藉制度改革正在走這一步,但是還不夠。特別是當前大城市的戶口仍然附著不少特別的權利時,戶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這種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限制。
但是按照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戶籍放開的主要范圍放在中小城市。按照這種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僅會為大中城市的戶籍流動創造更多的尋租設租機會,導致城市之間人口流動機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場表明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發展方面是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鎮化。但是,從世界歷史進程來說,現代國家城市化的進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開始,然后等這些大城市發展之后才逐漸向這些城市周邊擴散,以此來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如果中國城市化進程只是限制在城鎮化的取向上,希望通過創造中國城鎮化來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及發展中國經濟,這樣做可能如早年通過戶籍制度制造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模式一樣,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鎮經濟發展水平與大中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
當前城市化的問題并非是“城鎮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動的“城市化”。由于當前戶籍制度改革滯后的限制,這種城市化受到嚴重阻礙。中國要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就得通過重大的戶藉制度改革來實現。
其次,中國的城市最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國性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讓全國勞動力人口能夠自由地、沒有歧視地在國內勞動力市場流動。這樣才能保持中國社會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而正是這種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不僅將調動全國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資本投入的積極性,提高整個民族的人力資本素質,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繁榮的關鍵所在。比如,現在許多非精英人士不斷地在尋找發展新機會、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大量民營企業家涌現、大量的農民子弟進入國家公務系統等,都是這種合理的社會流動的結果。
第三,中國人口為何會在短時間內快速向一些特大城市集中,而不流向中小城市?這在于中國中等以下的城市,不僅經濟發展程度不夠或經濟發展落后、文明程度較低,而且現有的政治體制結構也決定了人們在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獲得應有的公平發展之機會。
當前中國仍然是以政府權力為主導的經濟,在這種經濟結構下,城市的經濟發展往往不在于當地資源條件及生產力布局,而在于政府權力大小。因為政府權力成了聚集資源最有力的工具,政府權力越大所聚集的資源就越多,這個地方的經濟就越容易發展,居民所面臨的機會就可能越多。比如北京及中國省會城市都成了國內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而不是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并不是經濟城市。因此,中國的真實城市化就得對政府職能重新界定,就得對現有的制度安排進行重大改革,以此來減弱政府權力對資源的主導與聚集作用,以此來培育市場機制并通過市場法則來保證城市經濟發展。政府的“權力經濟”不突破,要實現真正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
一言以蔽之,中國需要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偽城市化”。只有通過一些重大的制度改革,才能打破城鄉居民二元分割,讓每一個農民進入城市并真正實現身份的轉換,讓中小城市的居民自由進入大城市;才能強化整個社會流動性而不是固化這種流動性;才能弱化政府對資源的主導而不導致“權力經濟”盛行等。否則,“偽城市化”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大打折扣。